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三个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authenticity）。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1．三个隐忧
我在此想谈谈现代性的某些隐忧。我说的隐忧指的是我们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一些特点，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有时人们觉得，严重的衰落发生在刚过去的岁月或年代里——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50年代以降。有时候，人们在更为长远的历史区段里感受到这种失败：从17世纪至今的整个近代屡屡被视为衰落的时间段。即使时间跨度变化很大，衰落的主题仍有某些重合。这些主题总是围绕几个主旋律的变奏。这里我想挑出两个此类核心主题，然后添上第三个大可从前两个推导出的主题。这三个主题决没有穷尽我们的话题，但它们确实触及到让我们对现代社会感到困扰和迷惑的大部分问题。
我将要谈论的忧虑是耳熟能详的。不必向任何人提醒这些忧虑的存在；它们一直在各种媒体中被讨论、被惋惜、被挑战、被辩驳。这似乎是用不着进一步谈论它们的一个理由。但是，我相信熟悉掩盖了混乱，我相信我们并未真正理解使我们忧虑的那些变迁，我相信围绕它们的常见争论事实上错误地表达了它们——因此使我们错误地相信我们能对它们做些什么。给予现代性明确含义的那些变迁既是众所周知的，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值得更多地加以讨论的原因。
（1），忧虑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当然，个人主义也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采纳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一种他们的先辈不可能控制的一整套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这些权利普遍地由我们的法律体系保卫着。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害于超越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序的要求。
没有什么人想要背叛这项成就。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它仍是不完全的，认为经济安排、家庭生活模式或传统的等级观念仍限制着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暧昧的。我们从较古老的道德视野中挣脱出来才赢得现代自由。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一起共舞翩跹。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固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借助于怀疑这些秩序，现代自由得以产生。
但是，这些秩序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的计划的潜在原材料或工具，这些事物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也给它们以意义。鹰不仅仅是另外一只鸟，它也是整个动物生活领域之王。同样，社会的礼仪和规范并不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对这些秩序的怀疑被称为世界的“去幻”（disenchantment）。有了去幻，事物就失去了它们的一些魅力。
关于这是否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好事，激烈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关注的事情。我想考察的是，一些人认为什么对于人类生活和意义是最为重要的。
人们反复表达一个忧虑，那就是，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与行动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相伴随的。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在上个世纪，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有时也这样说，他指出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 换句话讲，我们受害于激情之缺乏。齐克果（Kierkegaard）借此看到“这年头” （the present age）。尼采的“最后的人”处于这种衰落的最低点；他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
目标的丧失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因为只顾他们的个人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 换句话讲，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
这个忧虑近来再度浮现在对“放任社会”的苦果、“我这一代”的作为、“孤赏自恋”的风行的关切中，这里只列举三个人所共知的当代表述。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对所有这些的感受已经以当代文化所独有的形式回潮了。以上勾勒了我想讨论的第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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