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对中国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传统提出了挑战,对传统的宗族提出了挑战。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进程是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对中国农村来说,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和以业缘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激烈碰撞和适应的过程,也就是宗族拘功能不断变迁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艮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①。数字的激变伴随着千百万农民工的进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导致了宗族功能的变迁。许多地方随着青壮年的人去楼空,宗族缺少了基本力量的参与,它的各种功能在农村本土不断淡化,仅成了联结农村老人的工具,也只有在春节期间才能领略到宗族的色彩。然而,宗族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村民失地后对抗外来生活和生存压力的形式存在。村落社会形成的共享价值和合作机构有利于处理危机。保护所有村民的生存需求。
传统与规范是基本的社会因素,强大的传统动力协调和规范着个人的行为。波普金认为在市场的条件下依据经济理性决定,道义规范和价值对社会生活具有次要的作用。与之相反地,斯科特认为道义价值体系对社会行为起更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农民的行为,就有必要理解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农民不仅是自我利益的谋利者,还是社会演员。他们的行为来源于复杂的思考过程、道德价值、对别人的责任、传统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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