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镜头慢慢推移到西晋末年。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去世，诸子年幼，继位的司马衷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
司马衷，即晋惠帝，是杨皇后所生，史书说他“昏愚”、“愚劣”，举两个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一切。一次狂风暴雨之后，司马衷听到宫外的蛤蟆叫个不停，就问身边的太监：“你们有谁能告诉我，蛤蟆为公家叫呢，还是为私家叫？”众人听后莫名其妙，好在有_位太监比较机灵，立即回答：“回皇上，公家地里的蛤蟆是为公家叫，私家地里的蛤蟆当然是为私家叫了。”
公元291年，大臣们向司马衷禀报各地天灾如何如何严重，老百姓如何如何挨饿。司马衷慢慢地翻腾一下白多黑少的大眼珠子，想了想，反问道：“何不食肉糜？”意思是：既然百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这样的智商，当然谈不上治理好国家。其实，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晋武帝并非完全不知道他的愚钝。他已成年，但仍不懂男女之事，武帝急得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亲自示范着去教，费了很大的周折，谢才人总算怀上了司马衷的孩子，后来竟然生下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这让武帝欣喜若狂，认为他们司马氏的江山还是有希望的。
身为皇帝的司马衷，其皇位也只是“聋子的耳朵——配搭”，实权掌握在他的姥爷杨骏手中。而他那个野心勃勃、阴险凶悍的皇后贾南风和其他几个皇室成员也不甘示弱，也恨不得呼风唤雨。于是，杨家、贾家、各路王爷，都对皇位虎视眈眈。
一个王朝的巨轮，由傻呵呵的惠帝掌舵，这个王朝的命运，用不着谁去预测，就可以断定他的结局了。
按理说，司马衷当皇帝，最得意的应该是贾南风。可是，贾后一直高兴不起来，有时候心里还很郁闷。因为，朝中大权由杨骏父女把持，自己只能以小辈的身份看杨家人的脸色行事，但她无法压抑住自己对权力的极强的欲望。
皇宫内的殿中中郎孟观和李肇二人，一直被杨骏打压，他们对杨骏恨之入骨。贾后听说后，就派亲信拉拢孟观、李肇，二人很快上了贼船，和贾后成了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准备寻找机会对杨骏下手。
有了内应，还缺外合。接着，贾后又串通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
时间是元康元年（291）4月的夜半，惠帝睡得正香，忽然被贴身近臣叫醒，强行从被窝里拉了出来，说杨骏谋反，请求皇上赶紧签署逮捕犯臣的诏书。诏书上除了列举杨骏的罪行外，还清清楚楚地写着：命楚王司马玮缉拿罪犯。
惠帝本来脑袋就缺根弦，此刻又睡得迷迷糊糊，连看都不看，就在诛杀自己亲姥爷的诏书上签了字盖了章，然后倒头继续酣睡。
贾后和司马玮拿得一纸诏书，毫无顾忌地挥起手中的屠刀，于是杨氏一族尽灭。
公元291年，在杨骏被诛的事件中，楚王司马玮立首功，而后又诛杀了汝南王司马亮，开启了“八王之乱”的序幕，西晋宗族内部正式开战了。
楚王司马玮认为自己诛杀了杨骏一族，立下大功，便目中无人，甚至也不把贾后放在眼里。贾后担心司马玮一人独掌重权，于是就找个由头杀了司马玮，独揽朝政，把白痴老公玩弄于股掌之上。
对于贾后的专权，自然引起了司马氏诸王的不满。一直以来，贾后并没有为司马家生个一男半女，太子司马通是谢才人所生，贾后怕太子一旦即位，将对她的贾氏家族构成威胁，便废掉太子，并将其囚禁在金墉城，后又暗中将他处死，时间是公元300年。
太子蒙冤而死这件事被野心勃勃的司马伦揪住小辫子，他以为太子复仇的名义，派人进宫抓了贾后，将这位悍妇毒死在金墉城。司马伦本和贾后站在一起，但为了政治利益便将她铲除。之后，司马伦自封为相国，控制了西晋王朝的大权。但司马伦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地位，公元301年，他干脆把晋惠帝挤下台，自己当起了皇帝。
接着，其余几王又开始讨伐司马伦。一番血拼之后，司马伦兵败被杀，其手下兵士，血流成河，尸体抛在江中，江水为之断流。晋惠帝恢复了帝位。
晋惠帝自从登极以来，他几乎过得就是这样的日子：多少个夜晚被人从被窝里拉出来，被迫在诏书上签字，这些诏书无非是用来诛杀自己姥爷、皇兄、皇弟、皇叔，以及无数个连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的大臣的。他就像道具一样，今天被这个劫持去当人质长威风，明天被那个拉去当挡箭牌做些祸国殃民的事，几乎没过一天消停日子。
由于皇帝无能，西晋实权在诸王之间像抛绣球一样传来传去，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拿不了多久。因为，谁掌权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到了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想自己当皇帝，但又怕被众人攻击，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扶持惠帝对自己有利，有惠帝这位白痴罩着，自己想干啥就干啥，这多省事。
司马越打错了如意算盘，其他人已经不吃这一套了，仍然与他对峙。司马越觉得这位弱智皇帝再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便于公元306年，派人把惠帝给毒死了。至此，这位可怜的皇帝终于安生了。
惠帝死后，司马越立皇太弟司马炽为皇帝，是为晋怀帝，改年号为“永嘉“，朝政大权实际上由东海王司马越掌握。经过多年的自相残杀，司马氏八王中死掉了七个，只剩下东海王司马越一人。从公元291年贾后等人杀杨骏开始至此，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总算落下了帷幕，但“八王之乱”所引起的大分裂时代，却悄然开始。
“八王之乱”持续的16年间，兵士死伤无数，曾经豪华富庶的洛阳、长安两地皆成焦土，锦绣河山变成一片茫茫血海，只杀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老百姓被推人了茫茫的苦海深渊。
国家混乱，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百姓无衣无食，漫无目的地四处逃难，《晋书·杜弢传》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流民问题是西晋末年最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演化成波及全国的流民起义。
西晋高层乱了，民间也乱了，这给予少数民族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从北方大量南下。
公元304年，匈奴人首先举起反晋的大旗，推举刘渊为首领，称为汉王，在今天的山西省离石县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西晋颇有实力的将领王弥、石勒等率兵投降了刘渊。刘渊于永嘉二年（308）称帝，国号为汉，把首都迁徙到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打响了五胡乱华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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