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赖因（1976）来说，政策分析的显著特征是“给予忠告”（givingofadvice，p.261），他把这看成是讲故事。忠告决策者总是要讲述一个把事实和价值编织在一起的故事。故事为“解释纷繁复杂的事件”提供“行动的规范性意义而不是普遍规律”（p.266），后者是科学知识的实证主义观念。[政策]分析者必须为决策而获得的理解类型“取决于讲述相关的故事，即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到解释事件如其所是的叙事并从中吸取未来行动的教训，这是指，例如，如果采取某些行动，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pp.265-266）。这样，政策分析必须能够讲述一个把关于现有的事实、未来的预测和已有评估的可能性以某种可以为行动提供基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故事。这对任何为决策者提出忠告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
赖因（1976）对给予忠告的政策分析的规范方面感到苦恼。它与实证主义的、说明性研究的假定不一致。在探讨二分法的价值方面的时候，他提出了对规范选择和客观研究之间关系的三种解释，却发现每一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按照第一种解释，价值观念组合事实，这将导致对事实的歪曲感知。也就是说，人们持有的价值2；观常常歪曲现实。例如，坚定地反对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可能认为即使流产可以挽救母亲的生命，流产也是错误的。按照第二种解释，事实可以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相融合，这将导致出现没有任何标准可依靠以便从中加以选择的相互竞争的行动理论。这就是使反对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和主张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人（tacling past one an-othel）的原因。按照第三种解释，事实组合价值观念，这缩小了规范性选择的范围，因为这时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观念（p.259）。换言之，只见事实就没有想象未来的任何余地，而想象未来必然涉及价值观念或规范性的立场。例如，假定人工流产的事实不可避免，如果缺乏一套价值观体系，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就无所适从。
赖因没有解决这些解释之间的冲突。相反，他采取一种“价值一批判”的立场，这种立场把价值观念留给决策过程去协商。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中，可以期望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将会获胜，即使人们原先抱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他们对行动的路线也将达成共识。赖因的结论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有效性观念中的理论选择逻辑非常相似（见第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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