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只好硬着头皮，按照蒋介石的意思，言不由衷地回答学生的提问：
“关于外交方针，政府早已确定，现在积极进行。以后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政府当以全国人民之意志为意志，以全国人民的力量为力量，励行革命外交。
“关于请求政府出兵？政府已下最大的决心，着手于最后的准备。至于如何准备，事关军事机密，请各位原谅，不能公布。”
于右任讲到这里，下面学生乱成一片并且起哄，一齐向后转，用背对着他，表示“人心向背”，大家不听他这些“官话”，同时不断有学生高呼：“叫蒋主席出来回答！”于右任只得草草收场。
1936年12月，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都被蒋介石蛮横地拒绝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蒋介石被扣在西安，举国震动。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对付目前局势的办法。因为杨虎城是于右任的老部下，事件又发生在西北，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任宣慰使，以“宣慰”之名赴陕西招安，分化张、杨同盟，以收兵不血刃之效。
于右任受命之时就知此行肯定失败，因为他了解杨虎城的为人，也了解西北军、东北军将士要求一致抗日的高昂情绪。但身为监察院长，于右任只得免为其难。当天，于右任就向张、杨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避免战祸，并说明了自己即将赴陕的原因：“中央命我人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均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西北甫有生机之人民，此时之情，当更可悯。”第二天，于右任又给张、杨电报，再次说明“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详言也”。张、杨回电于右任，声明“兵谏”是为抗日救国，为功为罪，听候国人处置；至于于右任要以“宣慰使”的名义来西北，则婉表谢绝。
杨虎城知道于右任此行是来“招安”，所以坚决拒绝。当他得知于右任已赴陕时，他立刻派人至潼关拦阻于右任的专列，要求于右任在当地宣布取消“宣慰使”的名义，以个人身份前往西安，方可谈详情。于右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回洛阳，静听下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于右任等人至机场迎接，蒋介石下飞机见到于右任，劈头扔过来一句话：“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竞能如此，实出我之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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