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印度的两大史诗不但是印度的文学瑰宝，也是全人类的文学财富。在“文革”中，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其中的《罗摩衍那》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当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事。请问当时是什么动力支撑您完成这项工作的呢？在《<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您谈了当时对这部史诗的认识，时至今日，您对这部史诗有了什么新的看法么？
季：关于翻译研究《罗摩衍那》这个问题，我以前说得很多了。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看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有一个重要标志，看它的文化学术；一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昌盛不昌盛，除了看它自己的文化学术宝库是否充盈，是否瑰丽，还要看它对世界优秀文化了解不了解，研究得怎么样。这个标志，很灵验。当年欧洲各国实力强大，对东方学研究水平很高，出了一大批东方学家，有研究中国的，印度的，埃及的，两河流域的。现在怎么样，没有那种势头了。我们中国怎么办？我看完全可以接过来，把东方文化研究搞上去，搞出一个新的水平来。
郁：您对印度的戏剧好像特别感兴趣，亲自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晚年还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将《弥勒会见记》翻译成英文出版。能请您谈谈其中的原因么？为什么您对印度戏剧如此着迷？
季：印度戏剧在印度文化史上有特别的地位，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我们中国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重视文字记录。一部二十四史，皇皇巨著，哪个国家有？不过我们也有一个缺点，历史研究对其他非文字的资料注意不够。戏剧的好处就很多，除了文字之外，还有演员、歌舞、道具、审美时尚，等等。把一个戏剧研究好了，就像时光倒转，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把历史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我看重文字，但也不忽视其他非文字的资料。美国有个学者叫梅维恒（VietorH.Mair），是研究中国和印度的，写了本《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有许多见解很新鲜，注意到了绘画、表演和中印文化的关系，很有学术性，就请邦维他们几个翻译成中文，后来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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