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br> 太平军于1852年11月30日从长沙撤围，在附近的城市益阳找到几千只船，于是越过洞庭湖，于12月13日攻下战略城市岳州。此地俯瞰着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据说是吴三桂造反（1674-1678）时储备下来的，藏了175年，这也许是现代军事物资保存期限的最高纪录。<br> 太平军顺长江而下，抵达坐落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武汉三镇：汉阳、汉口和武昌。汉阳于12月19日陷落，汉口于第二天易手。太平军焚烧汉口之后，渡到南岸，围攻武昌。他们遭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武昌于1853年1月13日陷落。武汉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帝国在那时最大的贸易中心。何况武昌又是湖北的省会，湖广总督的驻节地。这是太平军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北京的朝廷陷入恐慌。太平军打算直杀北京。<br> 太平军在武汉三镇取得的标志性胜利，既是由于当局的无能，也是由于太平军的技巧。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武昌无法和长沙一样严防死守，即使太平军轻易取得了已经储备了175年的军事装备？人们同样很难明白，为什么太平军没有试图驻守武汉三镇，将之作为一个根据地。相反，他们集结了成千上万的船只，承载号称50万人的部众，包括士兵、妇女和小孩，于1853年2月8日放弃了武汉三镇。他们蔽江而下，一边在两岸抢掠，于2月17日攻克九江，2月24日攻克安徽省省会安庆，3月8日抵达南京城下。短短11天的围攻，这座重要的城市就于1853年3月19日陷落，城内的约2万名满人，包括妇女儿童，无一幸存。3月31日，镇江陷落，第二天，长江北岸的扬州陷落。这两座控制着大运河入口的城市，兵不血刃地落到太平军手里。于是太平军只用了52天时间，就顺流推进了1200多里，穿过了帝国的心脏，攻克了从武汉到大运河之间的每一座江边城市。自从离开长沙以后，他们未曾遇到有效的抵抗，而且走得越远，抵抗越小。当他们来到大运河旁的扬州时，他们似乎可以毫无阻碍地肆意纵横整个中国了。<br>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有人在南京就未来的行动路线提出不同的主张。一些人赞成立刻进军北京，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挺进海滨的上海。对这一时期做过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如果太平军全军挺进北京，清廷投入战场的任何军力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进军，满人将会逃向满洲，清朝将在中国境内垮台。然而天王喜爱南京，决定在此建都。为了调和反对意见，他派出一支号称7.5万人的部队，由林凤祥指挥，向北突进。这支部队进行了一场最富戏剧性的战争表演，穿越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省，一次又一次击败清廷派来阻击他们的官军，于1853年10月28日抵达独流镇，离天津不到40里。他们被阻挡在这里，因为精疲力竭、遭遇抵抗而无法前进。他们逐步地后撤到山东，最终溃散，未能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br> 于是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学习和娱乐之城”。当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它的人口超过了50万。<br> 按照中国人的评价，除了南京或苏州府的出产，无所谓美丽，无所谓上品，无所谓典雅体面，无所谓美味。作为真正的凡人，我们法国人只有一个城市决定格调，树立时尚；中国却有两座城市。中国的“流行”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南京，另一派属于苏州府。我们不知其中哪一派占据优势。至于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只要事关品位与乐趣，它就没有发言权，只能享受无聊的垄断。南京各色人等荟萃：文士，科学家，舞者，画家，古董收藏者，杂耍演员，医生，名妓。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容纳各种流派的科学、艺术与娱乐。在这里，娱乐本身就是艺术与科学……<br> 帝国各地闲散的有钱人走马灯一样来到苏州府和南京。他们在这两座城市打发时光，参观画家的工作室，拜访大学者的书斋，这些人和我们一样热衷于闲聊；或者去为名优捧场；夜间则在诗人与妓女的陪伴下兜风。江南有几分像中国的意大利，这里的生命伟业就是爱情与诗歌。父母把女儿们养大，靠她们的姿色渔利。有时将她们卖给富有的官吏，有时放任她们进入红尘，靠着漂亮的脸蛋和灵巧的头脑，成为帝国之内几乎是最快活的女人，身后永远跟着一队钱袋鼓鼓的追逐者。南京的女人不仅是中国最漂亮的，也是最风雅的。<br> ……中国人个个喜欢水上娱乐，除非漂在水面上，他们总会感到美中不足。所以这些豪华的游船日夜都有人光顾，在船上吃喝抽烟，昏昏入睡。对于不够阔绰的游人，也有档次稍低的游船；但是这块土地上没有真正的穷人。这是一片永远多产的土壤，在明亮的天空下，到处灯火辉煌；在清幽的河渠旁，碧水在竹阴下流淌，伴随阵阵花香。<br> 太平军现在已在沿途招募了大批新兵，他们来到富庶的江南，他们将得到拥护者，但不会再获得同谋。革命性的尝试，不论善恶，都有这份不幸的特权，吸引了各色绝望的人等，他们期待某种变化将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舒适无处不在的温柔之乡，太平军队很少获得众多的追随者。因此，虽然太平军也许赢得了大众的同情，但今后也只能指望他们自己有效的军力，并且不仅要力战北京派来对付他们官兵，还要对抗他们已经抵达的焦点所具有的腐蚀性影响。<br> 这就是天王选为首都的城市。这个男人要求他的追随者们禁欲，自己却淫逸贪乐。他立刻将自己锁在深宫之内，限制自己与宫墙之外世界的接触。南京迅速丧失了被描述得那么灿烂的欢快特征；但有证据表明，在天王迁入的那片天地里，仍然保留了不少这座名城所特有的气氛。<br> 在太平军大举北上炫耀武力的时候，清政府确实被这个打击吓呆了。国库空虚，军队无能，满汉一样。各省早已出现的分权趋向，现已成为北京朝廷无法逾越的障碍，很难再集结一支国军有效地打击太平军，并从首都实施有效的指挥。皇帝的反应只是临机应变。一道又一道上谕指令各省官员集结军力剿匪，而太平军推进如此迅速，当上谕送达绝望的官员手中之前，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些省份，随后又离开了。而另一些上谕又载着雷霆大怒接踵而来，把严厉的处罚带给倒楣的帝国官员。“一个又一个钦差或总督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而是倒在皇帝诏书的可怕判决之下。”不少顶级官员掉了脑袋，但是天子的严厉和大量上谕仍然无法遏止太平军的不懈推进。清廷在经济和指挥上都破产了。清廷完全乱套了，似乎很难苟延残喘。<br> 在太平天国的早期阶段，或称广西阶段，朝廷依赖的是满人军队和汉人绿营，或者说依赖的是正规军。派到广西去与太平军作战的将军都是满人高官。他们从广东和广西抽调常驻军队，从湖南也抽调了一些。派上战场的军队很难统计人数。对于太平军和官军的人数统计，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本书一般没有陈述双方的军事力量，引用的数字大部分都是粗略的。不过，偶尔必须提到一些军队人数，以便维持某种客观性，也可以为认识斗争的规模提供参考。<br> 当太平军抵达南京时，在他们经过的那些省份里部署的正规军人，理论上有19万汉人和1万满洲旗人，总计约20万人。但这些部队分布在各个省份，在每个省份都由省级官员指挥，他只对本省负责，不大关心邻省出现的麻烦。任何军官都无权把部队从广东调入湖南，只有皇帝能办到这件事。而当这些部队开进其他省份时，他们仍然是一些独立的作战单位，仍然听从本部队军官的指挥。朝廷没有任命一名总司令，赋予他从各个省份动员正规军并把他们调去对付太平军的权力。在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各省不得不分别应战，却不曾联合起来抗敌。于是，清廷培育起来以便防止各省军力失控的这种体制，使它在各省无力应对百姓失控的事态。<br> 太平军队的人数更难确定。米窦斯估计夺取南京时的武装人数在6万到8万之间。盖勒利与伊万认为这个数字应为5万人。他们都是当时的观察家，两种估计都有分量。不过，除了太平军组编的部队之外，还有几千平民从广西就开始跟随他们胜利进军。太平军没有时间和机会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无法用军纪来约束他们。似乎是在攻克南京之后，他们立即着手将这几千人编入军队。北伐军的人数为7.5万。他们另派了一支部队溯长江而上，重新占领他们一路上曾经攻占又放弃了的那些城市。他们还派了一支部队深入安徽内地，又另派一支部队进入江西。<br> 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在人力部署上不受任何局限。但他们训练部队和提供武器装备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拥有的武器装备即便不属于古代，也是属于中世纪的，却并不比官军的装备差。太平军能够掌控大部队的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清廷。离开广西之后，他们的纪律有所松散，在扩军过程中，随军离开永安的每个士兵都当上了军官，他们的人数约为1.2万人。其中许多人其实并不适合于担负更高的职责。<br> 太平军的北伐再次暴露了满人的军事无能。直隶省部署了大约14万名满洲旗人和4.9万名汉人正规军来保卫京城，而在太平军经过的河南、山东和山西省，理论上还有6.2万名汉人正规军。皇帝还命令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带领他的武士们从蒙古赶来保卫首都。据说就是此人把太平军阻遏在距离北京300里之内的地方。太平军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至少一次增援，但是长征带来的消耗以及官军的不断拦截，自然形成很大的阻力。他们在华北似乎未能如同在南方和长江流域那样补充新鲜血液。<br> 1853年年底，北伐军仍然在天津以南坚守阵地；新从南京派出的部队实际上已经跨越了整个安徽，武昌以下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再次被太平军占领，江西的大片土地也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正在围攻江西省会南昌。在整个1853年，官军没有打一场胜仗，只是设法困死已经精疲力竭的太平军北伐部队。财政上的混乱和损失，规模不下于军事上的溃败。<br> 自从清廷在军力、调度和财政上破产之后，各省只能各尽所能联起手来，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调，力图挽回时局。在多数情况下，最初的打击对于他们总是过于沉重，使他们一时措手无策。不过，湖南的局面却是明显不同。该省的政府和人民迅速组织起来，决心力挽狂澜，用自己的力量和示范来挽救朝廷。<br> 当太平军进入湖南时，他们在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指挥的两千名民团的沉重打击。这支民团后来为长沙的解围贡献甚大。江忠源得出一个结论：民团相对于正规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他的看法使省级当局受到启发，最终也点醒了朝廷：若想恢复秩序，还得依靠正规军和满洲旗人以外的力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他们在这个省份唤起了盗抢之风，该省的每一个地区几乎都发生了暴动。江忠源这支小小的民团部队为镇压盗抢立下赫赫战功。省政府组建了另一些部队，在省内较为重要的中心地区逐步控制了局面。<br> 此时曾国藩住在位于湖南中部湘乡的家中为母亲守哀。他已经建立了学术上的声望，并且在北京的部级机关获得了不少为官的经验，在首都声誉极佳。他毫无军事素养和军事经验，但这在京城对他并无不妥，因为他是一名翰林学者。可是到了1852年底，湖南巡抚接到一道北京来的命令，通知他：在籍侍郎曾国藩赋闲在家，皇帝指示他协助招募和组织湖南的志愿者从军。<br> 1853年初，曾国藩着手招募和组织一支志愿军，这支部队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湘军”。<br> 这个任务非同一般，起初他不得不跟旧军队的特权阶级竞争，还得面临任何新生事物在一个古老国度里注定要遭到的普遍反对。不过，这一年内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组建时期，这支部队在镇压土匪的战斗中获得了丰富的基本实战经验。<br> 作为一个湖南人，曾国藩认为新的军队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应该首先稳定本省的局势。他意识到，他的部队一旦跨出湖南边界，为了在战场上维持军力，他就必须依靠湖南省来补充兵员和资金。在整个那一年内，北京不断催促他东进镇压太平军，但曾国藩按兵不动，直到他做好进军的准备。江忠源和他的那支小部队已被派往长江下游，在江西抵御太平军。他当时已被提拔为安徽巡抚，下年初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吃了败仗，自杀身亡。于是，在前期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唯一的一个表现出了才干的军队指挥官，就这样离开了舞台。<br> 左宗棠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曾担任巡抚张亮基的军事顾问。张亮基升为湖广总督后，骆秉章继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在1853（原文为“1854”，译文根据史实做了改正。——译注）年2月撤离武昌后，张亮基去武昌上任，带着左宗棠同行。他向皇帝推荐左宗棠做官，结果左宗棠得到了知县的头衔，而非官位。张总督说，他只有3个人可以完全依靠，其中包括左宗棠，他能打理总督衙门里的任何公务。张总督与骆秉章联名推荐左宗棠做官，他得到了同知直隶州的任命，但他推辞未就。1853年秋，张总督调任山东，由吴文镕继任湖广总督。究竟是吴文镕未留左宗棠为他效力，还是左宗棠不愿留下，我们找不到记载，只知道他在11月份回到了湖南老家。<br> 《年谱》没有说出左宗棠拒绝就任直隶州同知的理由，但在下一年他写给曾国藩的秘书刘霞仙的信中，也许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解释。他认为自己去就任那个职位是大材小用了。其中提到的武侯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诸葛亮的另一称呼。左宗棠总爱把自己比作诸葛亮。信中写道：<br>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br> 骆秉章听说左宗棠没有就聘于人，便写信给他，请他出任自己的首席军事顾问。左宗棠初次谢绝，但骆秉章再次邀聘，左宗棠就接受下来。与此同时，太平军于1854年初再次袭击湘北。他们显然听说过左宗棠其人，因为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前往左宗棠隐居的山间搜捕他。左宗棠风闻敌人到来，携带家眷逃往长沙。他于1854年4月5日进入巡抚衙门就任首席军事顾问之职。<br> 曾国藩在募集新军时，与湖南省当局发生了不小的摩擦。全省的土匪令巡抚十分焦虑，他授权候补官员王珍募集一支志愿军来防守长沙。王珍与曾国藩立刻发生了冲突。左宗棠与王珍是很好的朋友，在这场冲突中左宗棠似乎是站在王珍一边。王珍甚至有可能谋求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的组建者，显然曾国藩对王珍很不感冒。如果这种情绪牵连到王珍的朋友，也是无足为怪的。<br> 黑尔说，在1854年春天长沙周边发生的军事行动中，王珍打了一场小仗，击毙了大约30名太平军，而他上报为一场大捷。“当关于军事行动的联衔奏报起草之后，曾国藩审阅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送达朝廷的最后抄正件上，左宗棠做了增删。在他所做的修订中，叙述了一场虚假的胜利。这使曾国藩勃然大怒。”<br> 不难理解，在农民运动的这一阶段，对一个心神不宁的政府而言，最微小的胜利也可以当作大捷，而人们最常见的秉性就是把厌恶的对象所取得的成功缩微，而把偶像的成功夸大。王珍的功绩在他的朋友和曾国藩的眼中很有可能大不相同。曾国藩似乎永远也没把这件小事忘掉。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开始，这种状况在10年后达到顶点。在湘军攻占南京之后，这两个杰出的湖湘子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端。<br> 从南京溯江而上的太平军部队于1854年6月26日攻占武昌。散布各地的会党已在湖南活动了几个月，曾国藩和该省当局尽了一切努力进行镇压。4月份，曾国藩试图当一回现场指挥官，但他被太平军击败，非常沮丧，两次企图自杀。他认为自己不是部队指挥官的料子，不能再做现场指挥作战的尝试。然而他继续担任湘军的首脑，到秋天已经成功地肃清湖南，开始向武昌进军。湘军于1854年10月14日占领这座城市，还有位于江北的汉阳与汉口，标志着清政府在镇压一场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农民运动中首获大捷。于是曾国藩向南京进发，北京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最明亮的曙光。<br> 但是政府的体制对于猛烈而成功的军事行动而言是一个过于沉重的包袱。曾国藩是总司令，但他的权力局限于指挥他这支人数不多的湘军，对各省的官员只能说服，而无权节制。曾国藩离开武昌以后，花了将近10年时间，才得以进入南京。不过必须指出，他的功劳在于，他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未曾动摇决心。<br> 曾国藩的目标是南京，他决不放弃努力。他一次又一次被太平军击败，他的大业似乎前途无望，但他无须别人鞭策。他的精神和毅力赢得了最大的崇仰，但他的军事才干很难指望人们的钦佩。不过，曾国藩从来未曾以军人自居，而把自己定位于文官。<br> 在致力于消灭太平军的漫长过程中，曾国藩成了抵抗太平军的象征，他的人格成了忠君报国的凝聚点。直到1860年，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和江苏3省，他的地位才有几分非同寻常。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权力范围模糊不清，他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干来说服各省官员合作，而不是对他们动用指挥棒。一开始朝廷显然不信任他，把满人官员派到武昌，监视曾国藩及其汉人同事。<br> 从曾国藩离开武昌到攻占南京的军事行动过程，是一个真正的拼图玩具，几乎超越了西方人所能掌握的范围。最难理解的情况之一是，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军队一直徘徊在南京周边，从来不曾远离，偶尔还弥合了包围圈。可是，太平军在南京进进出出，大范围地蹂躏各省，给中央政府的军队以致命打击，攻下了几百座围城。他们多次击败包围南京的官军，却未能将之彻底驱散。官军总是很快又返回，如同苍蝇死缠着一罐蜜糖。<br> 太平军不缺兵源，好几年在战场上保持着庞大的部队，但是这场目标明确的、具有凝聚力的反朝廷运动，逐渐蜕变为一个巧取豪夺的口实。他们在攻入内地的第一阶段失去了3个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损失令他们缺乏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本来应该在他们取得最初的军事胜利之后就制订出来。莫尔斯说：<br> 没有听说太平天国政府组建任何形式的文官管理机构，就连南京也没有。它为供养宫廷和军队而征税，办法很简单，即看见什么就收什么。它能靠在公共金库和谷仓中找到的钱币和粮食支撑一阵子，但这种供给总有一天要枯竭，接下来唯一的资源就是剥夺本国的个人财富。太平军攻克和再攻克一座又一座城市，克而不占，只为军事意图驻守几城，每克一次，必定洗劫一遍。他们向本国的各个方向出击，在1853年到1859年之间，打遍了湖北、安徽、江西3省，还涉足江苏西部，搜刮富人们可携带的财富，运到南京和其他有太平军驻守的城市。而太平军没抢走的东西，又被官军拿走了。国家遭到破坏，财富遭到挥霍，元气受到损伤，帝国一度最富庶繁华的城市周边，竟然成了野雉的窝巢。<br> 在这些多灾多难的岁月里，左宗棠一直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他没有真正的官位，只是巡抚的首席军事顾问，没有出现在帝国官员的花名册上。但他设法使自己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左宗棠说过，起初骆秉章对他看得很紧，但不到1年的时间，骆巡抚遇事总要征询他的意见，通常无不采纳。梁启超说，骆秉章是一个才干平平的官员，能量不大，沉迷于酒色，不大愿意承担本职重任，实际上左宗棠是真正的湖南巡抚。如果此情属实，那么湖南省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乱世之中，该省处于全国最好的巡抚领导之下。<br>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自然会遭到特权官僚阶层的忌恨。他天生的脾气不会令事态好转，于是很快就有了一种议论，说左宗棠其人很难相处。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天子开始垂询有关他的情况。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向皇帝力荐左宗棠：“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湖北巡抚——原注）诸人。”<br> 左宗棠的老邻居郭嵩焘有一次觐见皇帝，天子就左宗棠垂询了很多问题，有关他的能力与秉性，以及为什么跟同事合不来。郭嵩焘高度评价左宗棠的能力，但说他脾气不好。他说左宗棠傲慢自大，不肯通融，直言无忌；他只跟少数几个人相处融洽，但他似乎跟骆秉章关系不错。皇帝说，他对左宗棠很感兴趣，不在乎他的坏脾气，并且很想用他，但不知把他放在什么官位上比较合适。皇帝还说，左宗棠既然快到50岁了，很快就会年老力衰，不能为朝廷效力。<br> 事实上，左宗棠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国鞠躬尽瘁。他竭尽全力支援湘军，曾国藩指挥这支军队正在安徽和江西作战，在此期间湖南省实际上是在独力进行这场战争。曾国藩也承认左宗棠所做的贡献，他于1856年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举荐左宗棠，说他满腔热诚，协助提供军饷。他的举荐，使左宗棠获得兵部郎中的职衔，并赏戴花翎。<br> 左宗棠的老友胡林翼从不放弃举荐他的任何机会，利用他对左宗棠的影响，为他谋得了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位。但曾国藩还是不喜欢左宗棠。这两个男人气质迥异，绝不可能相处融洽。曾国藩需要听话的人加入这支新军，他太了解左宗棠，对他的任命犹疑不决。于是左宗棠继续留在湖南巡抚的衙门里。<br> 然而1859年发生了一件事，迫使左宗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在左宗棠的影响下，一名无能的官员被撤职了。左宗棠此时已经树敌太多，他的对头们利用这个事件向皇帝告状，说湖南巡抚位同虚设，只是左宗棠手中的一件工具。皇帝下诏调查此事，左宗棠奉令前往武昌接受讯问。这件事对左宗棠非常不利，幸亏胡林翼身任湖北巡抚，可以直接向总督求情。通过他的努力，此事作罢。<br> 左宗棠打定主意再次进京赶考，竞争第三学位。他于1860年2月离开长沙，在湘阴老家待了几天，便向北京进发。他于3月24日抵达湖北襄阳，接到胡林翼的来信，请他前往曾国藩当时设在安徽宿松的总司令部商讨战事。于是左宗棠没有前往北京，而是回到汉口，前往宿松，在曾国藩的大营待了几个星期。<br> 胡林翼所说的会议事关对安庆的进军。左宗棠自告奋勇，要求指挥一路部队攻打安庆。<br> 曾国藩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告诉左宗棠：派你去指挥作战部队，犹如画蛇添足。<br>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对徘徊在南京周边的清军展开了一次定期的攻击，一举将之击溃。然后他们奔袭浙江，在皖南打了一系列大小胜仗，对江西构成威慑。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在集结力量准备进攻北京，发动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攻势。四川的安全受到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的仅存者石达开的威胁。<br> 1860年春天，北京连连催促曾国藩干出点成绩来，这令他焦灼不安。曾国藩处在危境之中，他终于屈服于胡林翼的催促，授权左宗棠组建一支部队开上战场。与此同时，胡林翼就此事直接上奏皇帝，朝廷下诏，授权左宗棠在湖南招募5000人，开往安徽和江西作战，并委任他为曾国藩的助手。左宗棠于1860年6月26日在长沙接到了这份上谕。［22］在此之前，他已从宿松返回湖南，于6月23日抵达长沙。<br> 左宗棠马上着手招募自己的部队。他写信给几位友人，请他们加入进来。他选择了王珍的哥哥王开化来任他的参谋长，请刘典和杨昌浚当他的副官长。他们为这支部队招募的官兵人数如下：<br> 王珍旧部，1440人；<br> 4营官兵，每营500人，共2000人；<br> 4个总哨，每哨320人，共1280人；<br> 卫队，200人。<br> 总计4920人。<br> 这些官兵于1860年7月21日在长沙城外集结，开始训练。<br> 这时候，朝廷对四川的局势非常恼火，询问曾国藩：左宗棠是否适合去收拾该省的局面？刚好在一年前，四川也发生了类似的恐慌，那时皇帝曾决定派曾国藩前往。曾国藩现在以同样的理由阻止左宗棠前往四川。曾国藩说，四川是个富庶的省份，人口众多，不难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太平军。左宗棠和他的5000官兵对四川帮不上什么忙，而把他们派到江西，却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朝廷做出决定：左宗棠必须对部队进行两个月的紧张训练，然后率领他们前往江西。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率领他那5000人的小部队离开长沙，开往江西南昌。<br> 当左宗棠踏上军人的生涯时，他已经49岁了。这是中国人的算法，照西方人的算法，他这年是48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位将军而言，许多人会认为是超龄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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