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打牙祭”
“打牙祭”是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常用的一个词，是对偶尔改善伙食的一种称呼。谁想在解放若干年后，在林县工作的医疗队仍然广泛流传着这个说法。
在1972年以前，下到林县的医疗队的队员们都到老乡家吃派饭。林县地区落后，群众日子过得艰难，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医疗队下乡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医疗队中有严格的纪律：不准在群众家吃肉、蛋、水果等高级食品。虽然老乡们拿出家里最好的招待，也不过是碗面食，而这点面食也常常省给了老乡的孩子，队员们大多跟着老乡吃糠咽菜。当地农民一天基本都吃两顿饭，队员去了，也只能跟着吃两顿。饿了，老乡在自家再找点什么填填肚子，队员却只能按着“咕咕”作响的肚子忍着。时间一长，肚里就没有了油水，空空的，一天下来，主要的感觉就是饿。医疗队除了下乡送医送药，巡回医疗，搞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每天的活动量很大。对于一些年轻的医疗队员，饥饿感更加强烈。所以，“打牙祭”就成了队员们一种奢侈的享受。
最初医疗队驻在任村，任村属于深山区，没有公路，交通不便，距离县城有50华里。1969年以后医疗队改到姚村设点，这儿虽然有了公路，但离县城也有25华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疗队里的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有时调配不开，就只能靠两只脚板往返。冬天，如果碰上下雪天，骑车也是件受罪的事。林县的冬天很冷，雪经常下得很厚，路又不好。尽管如此，队员们还是很愿意到县城去出趟“差”开个什么会，因为到了县里可以打打牙祭，吃上一顿饱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起码可以让饥肠辘辘的肚子暂时充实起来。在县城，路边还经常会有卤煮的猪下水卖，当地人不吃这种东西，队员们看到总要买上一些解馋，边走边吃，常常走不到驻地，手里的猪下水就被啃光了。
1972年，院所给医疗队派来了一个厨师，队员们不用再到老乡家吃派饭，但是在伙食上依然很清苦，在这方面仍然有严格的规定。当时的伙食基本上是玉米面窝头、二米饭、红薯面，队里只能偶尔让厨师改善一下伙食给队员打打牙祭。每一次队里做上顿好饭，队员们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记得一天早晨，晨雾还未散去，已经下地的老乡惊奇地看到平常温文尔雅的医疗队的大夫们，都眉开眼笑的往医疗队队部里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今天改善伙食，各小队接到通知回队部吃早餐。早餐是小米粥和炸油饼，小米粥随便喝，油饼一人一个。多年以后，有的队员还念念不忘那顿早餐，那油饼可真香啊！
公费的打牙祭毕竟是偶尔的，大家肚子里的油水还是一天少似一天。为此队员们创造出了各种“自力更生”打牙祭的方式。一年，医疗队里年轻人居多，他们运动量大，吃得也多，由于没有油水，肚子总是饿。实在熬靠得受不了，白天得空就用弹弓打野鸽子和麻雀，晚上偷偷溜到田间和小河边，用手电筒照着逮田鸡（青蛙），回来后交给厨师红烧解馋。他们虽然不违反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为医疗队的纪律所不允许。所以，那些年轻的队员都受了批评，写了检查。
又一年，申榕年大夫带队。一次休息日，申队长带着队员到邻村的小河摸鱼。已是秋季，河水很凉，队员们仍然是不顾一切挽起裤腿跳入河中，抓回来一大桶，不知谁还抓到了一只甲鱼。大家兴高采烈地抬着桶，扛着甲鱼回驻地，不想惊动了老乡们，村里人都围上来看热闹。
当时的林县人不吃鱼，有人看了不解地问：“申队长，你们弄这些东西干什么用？”
“喔，我们搞点标本。”申队长不动声色地很快回答了一声，队员们都躲在背后偷偷地乐。
那一天的午饭，搞到的“标本”成了队员们盘中的美味，这一餐也成了这一批医疗队队员在林县工作期间最令人回味的一顿牙祭。
“尽管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但在医疗队中没有人骂三骂四，大家只有一个想法，来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医疗队员陆士新院士回忆起那段艰苦而又充实的岁月，曾经这样感慨地说。
3.辘轳、医生和水
林县缺水，所以林县人民修筑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疗队员虽然没有赶上用水最艰苦的时候，但是，打水却一直是工作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医疗队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水。医疗队驻地旁边有一口几十米深的井，需要用很长的大绳和辘轳才能打上水来，城里人没用过，刚开始水桶往井里一扔却怎么也灌不进水去，好不容易灌进了水，一不留神辘轳把儿又脱了手，咕噜噜……嘭！摇到井的半截腰的水桶又掉到井里。最初，要反复折腾多次，才能把一个水车灌满。说到水车，是医疗队员们用一个汽油桶改装的，把一个大汽油桶放倒在平板车上，在桶的上部开个方口作为进水口，下边再凿个小洞接一根胶皮管作为出水口。水车灌满了，两人在前面拉，后面要有人推，这样一来，往往需要五六个人一起干才能完成一天的打水任务。如果遇上雨雪天气，就更增加了打水的难度。滑溜溜的井台，一眼望不到底的深井，足以让女队员们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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