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研究》：
陶行知为文字的普及也做出了贡献，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国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每个人必得花费几年功夫几十几百块钱才能学得一点皮毛”'¨。于是陶行知满腔热情支持和参加文字改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拉丁化运动高潮中，留苏中国共产党员和苏联语言学者设计了一套中文拉丁化字母，在苏联华侨中用于扫盲，1933年传来中国，称为拉丁化新文字。陶行知认为这种新文字是普及教育的最好最有效的工具，它比当时其他的几种文字改革方案都好：“手头字、简字是方块汉字的化身不是根本的解决。注音字母是为方块汉字注音的工具，不过是方块汉字的附属品。国语罗马字崇奉北平话为国语，名为提倡国语统一，实际上是来它一个北平话独裁。……国语罗马字又注重声调的符号，把初学的人弄得头昏脑黑。”而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没有四声符号的麻烦，摆脱了一地方言的独裁。用这种新文字教学，不管哪个地区的学生每天只要花一小时，在一、二个月内，他们就能学会用本地语言读书写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现使陶行知的普及教育工作如获至宝，因此1935年12月陶行知和几个仁人志士在上海发起“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一直到抗战前陶行知都是支持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最积极的人之一。陶行知虽然认为新文字好，但是他并没有像当时有些偏激的文字改革者一样，主张完全废除汉字，采用汉语拼音文字，而是主张汉字与拼音文字一起教给学生，以拼音辅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直到今天汉字也没有被拼音文字代替，这说明了陶行知文字思想的正确性。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他们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语言文字也是符号，语言文字不是知识的全部，如果把它们当作教育的全部或者中心，陶行知是极其不赞成的。陶行知认为“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它当作人生的唯一的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去，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皮黄骨瘦吗？”“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文字中心之过在以文字当教育，以为文字之外别无教育。”这种文字中心教育是陶行知极其反感的八股教育，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它只能使人坐而言，不使人起而行。为了说明这种教育的危害，陶行知打了一个比方“教育好比是菜蔬，文字好比是纤维，生活好比是各种维他命。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体力。”
我们都知道文字是在语言之后产生的，它打破了语言的时空限制，使人类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可以代代相传。知识以文字的形式储存在书本中，但是陶行知认为不能迷信书本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伪的。文字好象是钞票，没有经验而发表的文字，好比是没有准备金的钞票。伪钞票不值一文钱。从前的八股文百分之九十九是伪的，现代的'洋八股'也是伪的！”陶行知提倡学习从经验里生发出来的真知识，反对不是从经验里生发出来的伪知识，因为伪知识不过是封建皇帝用来愚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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