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经典教育丛书：雄辩圣哲》：
雄辩术，是雄辩家以逻辑力量展现真理说服受众的艺术方法。它是雄辩家运用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美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口才学、演讲学的基本原理，对人类的争辩论证行为及其有效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的理论概括。
论辩是通向真理的桥梁。无论是为了论证事理的争辩，还是为了争辩是非的论证；也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多人的论辩，还是个人头脑中的自我论辩，只要能遵循科学的思维规律，就都是剔除谬误，发现真理的过程。所有的论辩方法都可称为论辩术，但严格地说，只有正确的、审美的、有力的论辩才称得上雄辩，只有有助于雄辩的方法才称得起雄辩术，只有掌握了雄辩术并善于灵活运用的热爱真理并捍卫之的思想家、科学家、演讲家、改革家才称得上雄辩家。反之，那些狡诈的、谬误的、虚伪丑恶及单纯为了私利而违背真理的论辩不过是诡辩，其论者充其量不过是诡辩家，其方法不过是诡辩术而已！至于那些诉诸武力或强权、颠倒黑白、践踏真理之辈，则不过是些强辩狡辩之徒，与雄辩家相比，有着霄壤之别！
人类运用雄辩术的历史由来已久。因为雄辩术不是只有智者哲人才能通晓的论辩秘法，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人皆可运用的技能，一种人们在日常论辩的实际过程中逐步成熟的表达能力。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之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与古中国的论辩术（含雄辩术）就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主持各种仪式的祭司、巫祝、首领、官员，都是最早运用论辩术的演讲家。
在古希腊，有关哲学、伦理学、文学、逻辑学、美学、语法学与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得到广泛研究，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由于“长辈诡辩学者”的努力，发展了口头论战的批判和应变性，涌现了一大批集社会活动家与演讲家于一身的学者，如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1-前411年）、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年）等等。
与此同时，诡辩学派力图将哲学与论辩术结合为一体，建立了判断推理体系，发展了论辩术。但他们只重视概念的巧妙替换和华丽词藻的倾向，却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为后世反动的诡辩学者所利用，使“诡辩术”堕落为唯心主义的概念游戏。
古希腊的雄辩术在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与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苏格拉底以“产婆术”的娓娓而谈的对话形式，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对方。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体名著里，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看法，他以鲜明的伦理道德色彩斥责了参加“有酬辨论”的人，把雄辩术看作是服从于真理而不是私利的艺术——“智慧巨人的艺术”。他的观点集中在《捷艾杰物篇》、《高尔吉亚篇》与《诡辩学者》这三篇论文里。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虽然均属唯心主义思想家，但他们对雄辩术的发展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为多门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他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尤其是《工具篇》、《修辞学》）中，对诡辩学派进行了批判，对演讲理论和论辩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演讲视为一种面对群众的思维活动，把雄辩术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唤起正当的社会舆论以及获取一定的知识，并提出了演讲风格应以适宜听众为美的观点。
古印度的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公元前629-前543年），悟道后不辞辛劳，四处传播佛家学说，机敏善辩，口若悬河而言辞简练，很有慑服力。如在被佛界奉为经典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里，就记载了他和弟子须菩提的这么一段对话。佛祖如来问：“须菩提，如果有恒河之沙那么多的恒河，你会怎么想？而这无数恒河中的沙子，你会觉得多吗？”须菩提答：“啊呀，我的佛祖，像恒河之沙那么多的恒河，已经是数不清了，何况是这么多恒河中的沙子呢！”佛祖道：“须菩提，我今天如实告诉你，如果有善男信女用珍珠、玛瑙、琥珀等七种宝贝装潢了像恒河之沙那样多的大干世界，用以布施救济天下的话，他们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须菩提答：“那可太多了，我的佛祖！”佛祖启示说：“可是，你要明白，如果有善男信女，能领会牢记我的《金刚经》，哪怕只是其中的四句偈句，并向人传讲，那他得到的福德，将比前边所说的布施七宝的人还多得多呢！”由此可见佛祖善用巧喻，循循善诱，弘扬佛法的雄辩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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