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
　　1964年开始，我获得了特许会计师的资格认证，并且跳槽到曼彻斯特一家股票经纪公司亨利·库克·拉姆斯登（Henry Cooke Lumsden，HCL），很快我就成为高级合伙人大卫·亨特（David Hunter）的助理。他是一位伟大的大使、领导者以及绝对正直的委托人。很多年之后，受他的家人所托，我在他葬礼上发言，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荣幸。我记得他被称作是西北地区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确实当之无愧。后来被布朗·施普莱Brown Shipley所收购的HCL公司，至今依然是我主要的经纪人，他们为我提供了极好的个人服务。我十分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学到了很多，但两年之后，我萌生了努力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一些东西的冲动。
　　我离开HCL公司后创建了第二城市（Second City） 证券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合并和并购的代理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小型的投资银行集团。我们和同事一起收购了一家名为Kniton的上市信托公司的控股股权，将第二城市纳入其中，然后回到股市中，成功地进行了两次上市公司的收购——曼彻斯特干船坞公司（Dry Docks Company）和机械服务公司诶利斯（Ellis位于肯辛顿）。这些都属于“资产”情况，为我们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创立自己的银行Chancery Trust提供了资本。
　　1972年在一场大手术之后，我应政界的要求卖掉了我的股份。这为我提供了一笔不太多的资本以及让我在股市一展身手的资源。我被选为曼彻斯特莫斯塞德的保守党候选人， 并确信自己能在1974年的工党议席之争上“稳操胜券”，没想到我却在十月份的选举中失败了。无论如何，我很享受这一经历，并于1975年在兰开夏郡接着参加选举，并以尼尔森和科恩候选人的身份获胜。与此同时，我受邀加入Paterson Zochonis公共有限公司，在那里我成为“海外交易员”，帮助他们通过收购曼彻斯特的卡森氏公司，以扩大他们在肥皂/洗漱用品/化妆品方面的收益。可以说，我们在一场短暂的收购战争中获胜后，创造了卡森氏公司，今天已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它已经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西北区最伟大的商业成功案例之一。1976年，我第一次投资卡森氏，目前它已经是我所持有的最大的股权之一，而且稍后我将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及。
　　在1979年的大选中，也就是撒切尔夫人首次获选的那个晚上，我当选为国会议员。1983年，撒切尔夫人依然得到了兰开夏郡彭德尔庞大选民的支持，并且在1987年再次获胜，在1992年不出所料地被打败之前，她一直连任，而她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人头税的祸患。1981年，我成为我的好朋友肯尼斯·贝克勋爵（Kenneth Baker）的议会私人秘书，接下来当任英国信息技术部部长。从1983年到1986年，我被任命为国防部的政务次官，在迈克尔·赫塞尔廷勋爵（Michael Heseltine）手下任职，然后又在乔治·雅戈尔（George Younger）子爵的手下任职。从1987年到1989年，我依次在就业部大卫·杨勋爵（David Young）和诺曼·福勒勋爵（Norman Fowler）手下当任相同的职务。同时我也是旅游部部长。在选举失败后，我远离政坛，最终于1997年退出保守党，因为在我看来，它反欧盟的声势已经越来越浩大而且越来越朝着右翼极端主义发展。
　　离开政坛以后，我在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任了3届馆长，在西北地区最大的癌症治疗中心——英国国家医疗总局克里斯蒂医院担任了2届主席。此外，我还在卡森氏当了10年的非执行董事，在Refuge Assurance养老基金担任了许多年的托管人，而且在1998年，我还当了一年的大曼彻斯特的名誉部长。1990年，我被任命为旅游景点协会会长，这家机构下属的那些国家景点每年至少要接收100万名游客——不列颠博物馆、黑池欢乐海滩、泰特美术馆、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工艺博物馆以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2013年，我们已经有了50个成员。
　　此外，我当任其他非执行董事职务的上市公司包括侯思德集团（James Halstead）、詹姆斯?诺尔斯公司（James R. Knowles）和M. S. International，而现在我在成功的私有公司艾默生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毅联汇业证券与衍生品交易所（ICAP Securities & Derivatives Exchanges ，ISDX）挂牌上市的Wellington Market 集团的董事会任职。
　　加入自由民主党后，我被当时的该党领导人查尔斯·肯尼迪（Charles Kennedy）任命为“议政男爵”，并于2006年将我“引荐”到上议会。
　　在这些年中，投资股市一直是我最大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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