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视角下阿拉伯语应用偏误研究》：
正如上文所述，语言实际上包括语言符号与思维方式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层面包括语言中的词汇、短语、句子搭配及语法规则等，它是语言的表面的、外在的形式；思维方式是决定语言结构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是隐藏在语言符号表层结构背后的更深一层结构，是语言的表达对象，也是语言运用的不可见的操纵者。因此，翻译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译者透过语言表层结构，借助思维工具，理解意义，然后运用译语规则转化为译语表层结构，重组源语要表达的意义。不同的民族由于地域环境、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其认识事物的视角和方法不尽相同，所形成的民族思维方式亦各不相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思维内容、思维生理机制及思维能力的共性，构成了语言可译性的前提。面对同一个客观世界，人类的思维活动具有共同的客体，进行思维活动的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特性，因此人类具有相同的思维基础。基于此，同一思维内容可以用不同的民族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使翻译成为可能。萨丕尔也曾指出：“基本的思维结构并不显出重要的种族差别，所以语言形式的无限变异，也就是思维的实在过程的无限变异，并不指出种族上也有这样重要的区别。”人类思维在具有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个性或民族性，这正是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转换思维方式的根本所在。从本质上说，人类各民族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人类共同的思维机制和能力，因此跨文化交际与翻译才变为可能，语言对比研究才有基础，进而文化交流才得以进行。但两个民族由于历史、地域、文字和生存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会侧重于某种思维方式，而另一种或几种思维方式则表现得不够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翻译过程。当然，思维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也并不印刻在每一个民族成员身上。同一个民族因地域、区域文化不同也存在差异，甚至每一个个体之间也存在不同。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论述的思维方式特征只是典型的、普遍的特征，并非绝对、排他性的定义。
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不关注对外界的联系。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与西方以自然为认识对象不同，中国人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在这个封闭的圈子内，人们把自然和人看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儒家把自然人化，道家把人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气相通、一理相连的整体”。在对自然和世界的思考中，孔子提到“温故而知新”，是从外界的经验中，尤其是前人已有的经验中，去领悟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老子提出“玄览”，河上公对“玄览”处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也即用内心感悟自然万物；佛教禅宗更是讲究悟道的重要性，指出佛法可以顿悟，而难以教授。对自然事物实体的观察、感悟是传统的认识自然的方法。
阿拉伯文化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形成和兴起于伊斯兰时期。传统阿拉伯文化是一种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活动使阿拉伯人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不断进行交流。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开放，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促使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反，成为一种外向型文化。伊斯兰教出现之后，迅速推进了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此后，阿拉伯人吸收并发展了波斯、希腊、印度等国的文化成果。希腊文化对阿拉伯文化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希腊哲学，尤其是逻辑学。伊斯兰初期，出于宗教目的，阿拉伯人运用类比等逻辑方法，建立了阿拉伯语法体系。由此开始，希腊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柏拉图主客二元对立论，就成为了阿拉伯人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他们运用以其为基础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医学、光学等领域进行了细致的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严谨的教法体系和教义学研究也促使了阿拉伯人重视逻辑思维，重视抽象的逻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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