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演变的若干特征
（代序）
石鸥
我们不把传统的教材称之为教科书。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它们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是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学科而分级、分册、分科编写，应该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的建议。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百千千”，还是“四书五经”，因为它们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在教和学上是完全由教师随意决定的，在内容上是综合笼统而不分科的。所以，我们说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负责编辑教科书，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使用。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出现，学界推论“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教科书”一词逐渐流传开来。但是，从实物看，真正使用“教科书”一词的文本在我国的产生，极有可能出现在1897~1900这四年间，1897年前几乎没有出现过使用“教科书”一词的课本。
基于这一认识，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肇始时间应该在19~20世纪之交。一百多年来我国教科书的发展，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1949年前的教科书发展，又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岁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的基本阶段与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对于中国命运的再思考使得“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西学大量引进，新式教育破冰而行，新式教科书显露头角，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如开闸之水，迅速涌入古老的中国，掀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启蒙的帷幕。
1.西学教科书的引进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
这基本上是西学教科书的翻译引进阶段，大体可以定位为“近代教科书阶段”。这一时期，大量引入科技知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开始了学术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引进的西学书籍几乎都为科学技术类,且从零星到系统，门类逐渐完善；第二，西学书籍的编译与出版机构集中在教会主持的机构，如墨海书局、美华书局等，以及洋务运动的教育与出版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第三，西学书籍流传于社会及学堂，与教科书没有明显界限，二者几乎同一；第四，西学教科书的编译者主要是欧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
这一时期西学教科书基本适应了当时的教会学堂、洋务学堂及其他少量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然而这些西学教科书的基本要素不全，没有分级，不注重教，也不注重学，没有教授法等，所以还只能被看作现代教科书的雏形，是现代意义教科书的萌芽，属近代教科书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教科书，我们一般称之为“西学教科书”。
2.中国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繁荣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这是教科书的引进与自编自创结合、引进逐渐被自编取代的阶段，是教科书涉及学科基本齐全、教科书要素日益完善的阶段。可以定位为从近代迈入现代的教科书阶段，起于南洋公学自编的教科书（1897），止于清朝终结。
戊戌维新、新学制和废科举后，新式学堂迅猛发展，对教科书的需求也就急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以翻译材料为主的教学用书就显然不合适了。结果，先是一批新式学堂因不满足于从西方引进的教科书，自己开始编写适合本学校需要的教科书，代表者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公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等；与此同时一批民间书坊进入教科书开发领域，各色各样的教科书出现了，代表者有文明书局及其“蒙学科学全书”、商务印书馆及其“最新教科书”、清政府的“学部第一次编纂教科书”，它们满足了社会大规模的新学堂发展需求。这一时期教科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学堂自编教科书产生并扩大了影响和使用范围；第二，伴随着1902~1904年新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03）出版发行，紧接着由学部编撰的第一套国定本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教科书要素基本齐全，分册、分级、分学科编写，有教授书配套，所以已经属于现代教科书；第三，大量零散的、单科的教科书产生；第四，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作者以留日学生群体为主，许多教科书原型也是日本教科书；第五，民间教科书和官方国定教科书同时使用，相互激励和竞争。
在社会和教育大背景下，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闪亮登场，迅速成型，并很快取代了西学教科书，基本满足了大规模新式学堂的需要。这些教科书适应了当时社会动荡、发展参差、需求不一的教育格局，既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良好动机，也体现了改革的知识精英们力求用新思想、新科学启蒙民众的强烈愿望，它们在科学、伦理与政治民主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教科书的兴盛与规范化时期（20世纪初至1926年）
民国成立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几年（依据学制的教科书全面推出）是教科书兴盛、定型与规范化的阶段。民国新政体要求下的新教科书雨后春笋般涌现，清朝旧教科书全部退出。“中华教科书”的出现开启了新政治、新教育体制下的教科书变革大幕，“共和国教科书”更是上演了一出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最壮观的大戏。紧接其后的还有“新制中华教科书”“新式教科书”，以及“实用教科书”“新法教科书”等，为共和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规模大、种类全，教授法配套，逐渐占有并控制了绝大多数学校市场。相应的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小规模的、零散品种的、影响小的书坊教科书和学堂教科书纷纷被挤出市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清朝旧教科书全部退出，民国新教育要求下的新教科书迅速涌现，满足了新课程的需要；第二，零散的、单本单科的、小型出版机构的教科书逐渐被挤出学校、挤出市场，被大型出版机构的成套而完整的教科书取而代之；第三，壬戌学制颁布，适应新学制需要的大量教科书产生，一批崭露头角的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加入到教科书编撰的行列，取代了这以前的留日学生主体，闪跃出胡适、冯友兰、陈哲衡、竺可桢、马君武、丁文江、何炳松等一大批让人景仰的名字；第四，教科书质量总体上明显提升，教科书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第五，以白话编写的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横排教科书逐渐取代竖排教科书，教科书形式基本定型。
4.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27年至1949年）
这是教科书稳定、制度化并略显沉闷的时期，也是教科书全面服务抗战、服务尖锐的阶级对抗的时期，是一个统整和分化并行的时期。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二元对峙，逐渐分割成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足鼎立”的不同政治气候。这三个政治时空分划形成了不同政治语境下的教科书的新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教科书话语特点。这期间的基本特点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强化、抗战期间的“三地”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教科书日益强烈的意识形态，摒弃了多样化探索，消溶了各种分散的教科书市场，取缔了以前教科书发展的自由、包容的局面，教科书逐渐统一，也逐渐走向僵化。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导致教科书分化发展，分化后的教科书特色鲜明，其社会动员与政治宣传功能发挥到极致。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就与意义
我们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属于第二、第三两个发展阶段）看成是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1.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的广狭义之分
所谓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宽泛和精确之分。宽泛而言，伴随着新式学堂教科书的出现和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出现，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约1897~1926年期间，可称之为黄金三十年。精确一点说，这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903~1923年期间，从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的产生，到奠定了现代学制基础的新学制教科书（1922）的出现，约二十年时间。
即便宽泛，但我们还是很看重在1903年现代教科书出现之前几年的学堂自编教科书（以1897年南洋公学课本为标志），这可视为现代教科书的萌芽与启动时间，也看重1922年新学制后多种相应教科书的全面完成时间（1926年前），所以粗略地认为是三十年，提出“黄金三十年”的概念。
2.教科书黄金时期的成就、影响与表现
在教科书的黄金岁月里，三大成就、一大影响、一大表现尤显辉煌。
成就一，传统经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学堂，教科书对传统经典教材取得全面胜利，新式教科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里，新式教科书体现出了它对旧教材的极大优势。在漫长的传统教育里，“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都是不可撼动的经典教材，但是当1902~1904年新学制颁布、新学堂普及、新课程实施以后，这种不分科、不分年级，不顾教与学、只重灌输的旧教材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应性。旧教材是可以“修之于己”，但很难“传之于人”的文本，旧学堂教、学这种文本，结局只能是“人人能读经而能经学者无几，人人能识字而能小学者无几，人人皆作文而能词章学者无几”。所以，在西学知识大量涌入中国的时代，理论上它们就已经失去了作为新学堂教材继续存在的基础。尽管有人尽力挽救这些教材，大声疾呼要学习这类经典教材，甚至安排了读经等课程，但这些抵抗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一味灌输的传统旧教材敌不过按照西方教育学理论构建的关注教、也关注学的新教科书。甚至旧学人也不得不承认，教科书注重方法，“使人一见而能”，此为过去所无，所以即便传统经典需要学习，也应该按教科书编之。张之洞更是明确表示，中学之“存”不能不靠西学之“讲”。旧教材被取代已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到“最新教科书”出现时，教材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广义的教材不得不退出。在文本意义上真正统一了教与学的、以“教科书”全面命名的狭义教科书全面登场，完成了由纯粹的教本、读本向教学结合教科书文本的转型，这以后学校用书几乎都清一色改用“教科书”之名，很少再以课本、教本、读本的名义出现。
成就二，白话文与文言文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白话文的使用，使得现代教科书以摧枯拉朽之势得以普及。没有海量教科书，任胡适等知识分子如何呼号呐喊，白话文的普及都可能是非常缓慢的。同理，没有白话文，现代教科书就不可能那么通俗易懂并迅速大规模普及，也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推进新教育，快速取代科举。尽管今天普遍认为白话文的倡导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用简单的文言文和粗浅的白话文编撰教科书的尝试，最突出的是上海彪蒙书室。这家书室规模并不大，但它却编印了大量小学白话教科书，在晚清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从1903年开始，彪蒙书室着手编写出版白话读本蒙学丛书，包括《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等，据统计，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以白话编写的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关于做白话教科书，编者在1903年就表示：“做这种书的人，因为我中国识字的人很少，便想一个容易识字的方法，要使我中国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一个人不识字，无一个人不知道字的用处，这是做书人的主义。”明确说明了白话之于教育的意义。与此同时,广东的陈子褒也编纂了大量通俗或白话课本，在广东地区几乎取代了传统经学蒙学读本。事实上，随着西学中的科学教科书的传入，一些学科门类、一些科学公式、一些科学名词、一些科学符号很难在中国传统教材文本中呈现（试想一下，英文教科书或化学分子式要通过中国传统文本的竖排方式理想地呈现出来有多么艰难），所以，白话文及其排版很早就在部分教科书中出现了。到1922年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使用白话文。反过来，白话文也正是借助于教科书的流传而被广泛接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就三，建立了教科书最重要的制度——教科书审定制，理性地对待国定教科书，从而使之成为示范性或判例性的典范，为后来的教科书使用创设了榜样。当教科书大量涌现之时，完全放任自流并不是理想状况，清学部首开教科书审定之风，民初教育部并没有让这一教科书事业中最重要的制度断裂，而是不断完善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审定蔚然成型，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最重要的是，尽管晚清学部自己编撰了教科书，但在听取多方意见后，并没有一意孤行地借助政治与权势强行让自己的课本进入课堂，更没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否定民间教科书的存在空间。学部没有赋予自己费尽苦心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以使用的特权，而是依市场法则，高度赋权给地方、学校、校长和老师，把教科书的选择权交给他们，质量优先——这一做法开了限定国定本教科书的权力空间的先河，明确了国定本不是垄断本的思路，保障了教科书的多样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优良传统对后来民国教科书制度都有重大影响与约束。
除了三大直接成就，黄金时期教科书的间接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上。19~20世纪之交，本土与外域的持续碰撞，救国图存的全民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求新维新、变革变法的时代追求，使得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刻。政治变革出现了，科技求强出现了，现代教育出现了，一批最不能被世人遗忘的教科书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场景和一个特定的地域，演绎了一幕思想大启蒙、知识大传播、科技大普及的历史教育剧。一本本教科书促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传播了各种新思想、新学术，论证并推进了思想开放；一本本教科书自由讨论思想文化政治，启民智新民德，在思想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构建文明社会的话语系统和基础力量，为古老而年轻的中华教育寻求新的参照系，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孩儿。
我们有理由认为，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之所以是中国各领域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思想活跃、流派纷呈的时期，之所以是社会变革大起大落的时期，这与19~20世纪之交的教科书千姿百态，共演思想解放舆论准备大戏这一格局密切关联。仅以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为例就可窥见一斑。
章开沅先生曾经为戊戍变法的失败找原因，提出：“百日维新是幸逢其时而不得其人”。其实，更准确的是“幸逢其人而不得其时”。有皇帝、有康梁，难道还不能说“幸逢其人”？而失败是因为新教育未开，新教科书未出，人们没有被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所触动，没有对比，没有追求，没有想到还有另外的制度、政治与社会。甚至在士大夫精英中，有新思想、新知识者也寥寥无几。这个时候，任变法者颁布的维新诏令雪花般飞舞，也只能看作主观愿望，一厢情愿。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民众还没有准备好，心态、文化、思想、观念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变法。所以，不管是谁，都无法完成这场不能完成的变法，它失败得如此迅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谭嗣同曾经自责性急而导致事情不成。其实，性急也就意味着时候还不到，之所以时候不到，是因为新思想未传播开来。
几年后情况就变了，1898~1911年，几乎是新思想、新观念如火如荼的涌现时期，教科书则把它们传播到千家万户，由此推动了近代中国群众性的启蒙高潮的形成。严格说，辛亥革命也并没有“幸逢其人”的运气（武昌枪响时，孙中山还在大洋彼岸，黄兴也是半个多月后赶去武昌的），但它有幸“得其时”——民主、自由的思想，宪政、共和的观念随着海量的新式教科书铺天盖地而来，民智为之而开，民心为之而新，武昌的枪炮声尚未完全平息，各地已经插满了革命的旗帜，读书声成就了枪炮声，革命的成功乃为必然。
五四运动之所以一呼百应，也有这一道理蕴藏其中。在1912年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中，仅“共和国教科书”10年间就销售7000万~8000万册之多,还不包括大量形形色色的手抄本、翻刻本、盗版书。较之于教科书，《新青年》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家的作品的发行量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据统计，《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到1917年时，其发行量从创刊时的1000册增加到了15万册左右。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的许多被认为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品就发表在该刊物上，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等。从发行量上看，至少当时这些作品的影响面还是有限的。
没有教科书的普及，就不会有大量学子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也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广大人民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的，正是浅显易懂、深入千家万户、绝大多数人能够读到、读懂的教科书，而不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们（比如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犀利的著作与学说。
除了这三大成就、一大影响外，教科书黄金时期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是教科书数量和品种的丰富多样。
在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思潮与教科书的发展激荡辉映，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教科书铺就了三十年发展之路。数量上、种类上都创造了中国教科书之最，质量上也达到了中国教科书发展的高地。学堂教科书、书坊教科书，单品教科书、系列教科书，民间教科书、国定教科书，乡土教科书、女子教科书、社会教科书、单级教科书，等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满足了不同学校、不同师生的发展需求。这是中国历史上教科书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时期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参与中小学教科书建设，没有哪一个时期有这么多知识精英关注中小学生那小小的课本，多特色、多种类、多形式的教科书如潮水般涌来，占领了大大小小的课堂，被千百万学童捧在手中，由此掀起了思想启蒙热潮。当时那种学术自由、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氛围，令繁星般的单品教科书与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大型成套教科书双轨并存，令民间教科书与国定教科书并行不悖。单品教科书各显特色，大型系列教科书气势开阔，手笔恢弘，颇显今日学者期盼的中国教科书气派。
尽管有人会批评，在教科书发展的这段岁月里，教科书编撰的专业门槛比较低，稍有专业知识和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便能轻易进入。许多教科书的编撰者既是知识人，也是政治行动者，既有有多年教师经验的老学究，也有刚出甚至未出校门的黄毛青年。他们编撰的一些教科书非常粗糙，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甚至错误百出。一定程度这是事实，但对教科书这一新起的领域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相关教科书大量涌现，尽管鱼龙混杂，但竞争激烈，更新换代快，使得这一领域保有必要的动力与活力。正是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这种混杂但生机淋漓的时代，才能得以冲破僵化的旧教育的束缚，得以突破传统旧经典的羁绊，才能适应社会文明的大变革；才能够吸引许多富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热血知识分子进入到教科书领域。教科书的繁荣时期，应该是能够吸引大量关注教育、关注学童的组织与个人加入其建设的时期，这是好现象。
这是中国教科书史上十分罕见的三十年，是一个翻天覆地（摧毁科举）、重建教育（颁布学制）、启蒙思想的时期，这是思想开放的高峰，也是创造性高扬的年代，各种新式教科书应时而生，在百年中国教科书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黄金三十年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和最自由的教科书建设时期。这以后，特别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进和党义教科书、国定教科书出现以后，我国教科书就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甚至沉闷的发展期，日益规范、日益标准化，但也少了开放的生气，少了创新的锐气，教科书黄金时代结束了。
3.清末民初教科书黄金时代落幕
1924年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后，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加强了国民党对各领域的控制。在思想领域，期望构建以“新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更是进一步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大力实行“党化教育”，编写党义教科书，通过教科书阐释党义，维系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极力消除各种“异端思想”的传播。逐渐地，众多印数不大、各具特点与风格的教科书消失，教科书的种类大幅度减少，丰富性越来越弱。教科书形制日益规整，日益模式化，部分教科书板起了正规的、严肃的面孔，自此中国教科书发展失去了独立自由的局面，被全面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内。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告别黄金时期走入了相对平稳时期，也是意识形态控制日益严格的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转变完全实现，再也看不到教科书发展那略带野性、新鲜劲、创新气势的局面了。教科书黄金时代落幕。
中国教科书黄金时代落幕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入侵。日本全面入侵后，教科书出版机构和其他机构一样，受到重挫。上海的出版事业几乎全停，转移到重庆的分支机构亦不景气，基本上是维持，只有政府的官营出版机构赢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为抗战服务的、标准的、示范性的或国定教科书时代开始替代黄金教科书时代。抗战结束，民营出版机构还来不及缓口气，世局大变，教科书事业无法再现世纪之交的辉煌了。
三、新中国教科书的发展：迈向一个多样化时代
1949年后的教科书发展，可以划分为新中国17年、文化大革命10年和改革开放后三个大的发展时期。
1.教科书全面统一与规整阶段（1949~1966）
这是迅速结束新政权之前的一切教科书的时期，是用全新的教科书占领课堂的时期。对革命者而言，1949年前的教科书遗产和传统应尽可能被束之高阁。他们必须尽快用统一的体现新政权思想与话语的教科书取代过渡过来的教科书包括国统区、根据地解放区等各种背景。旧的遗存荡涤一空，新教科书横空出世。新中国教科书出色地化解了社会急剧转变带给人们的震动、不安与茫然，引导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护正在兴起的共产党政权。20世纪50~60年代的教科书不主张柔情，不主张多元，反对个体，呼唤群众运动，呼唤统一、跃进、高昂、激情、美好、乐观。
在整个1949~1966这17年里，教科书编撰者们经常面临各种困惑、困难与压力，不同力量（比如苏联与本土）之间的博弈从未消停过，这些博弈微妙地影响甚至主导了17年来教科书发展的不同阶段。一段时期内，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至关重要，它的冲击曾经让本土教科书（甚至教科书的最高管理者）尽失颜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理教科书、物理教科书在检讨，文学与汉语教科书、五年制小学教科书被否掉了。一段时期内，集权与教科书的规整至关重要，除了中央官方出版机构的教科书外，一切其他教科书被逐出课堂。一段时期内，放权与教科书的实验如出闸的水奔腾向前，地方教科书、乡土教科书、各种学制实验教科书，全面开花，在17年的统一、通用、统编教科书高歌猛进的路途上，闪现了一道难以忽略的、余味无穷的风景。这些探索为教科书建设带来了全新的主题、叙事方式、文本语言与编撰模式。但从长远来看，它在教科书发展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记之一是，自有现代教科书以来第一次全面清除了统编教科书以外的其他教科书。
这样一种高度控制和垄断教科书的策略势必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某些问题困扰了我们半个世纪，而且还会继续困扰下去。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一、弱化了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威权性，过度强化了教科书的作用；二、无法适应千差万别的地方差异和学生差异，一则导致精英不能脱颖而出，二则导致教科书内容难度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举措犹如钟摆，一刻也没有停过，一刻也没有均衡过，历届教育部成员都没有摆脱这一困扰，被它纠缠了半个世纪。
2.十年“文革”期间的教科书阶段（1966~1976）
这是全面构建红色革命课本的时期。对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十年“文革”教育是难以磨灭的记忆，那红彤彤的课本是那个时代革命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具象。它把意识形态的演绎推向了极端，把革命课本的渲染推到了极致。“文革”课本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尝试着学科综合、知识与生产的结合、理论对实际的迎合；“文革”通过工农兵对课本的生产，使得“教科书”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平民化，第一次如此去权威性；“文革”课本的封面和插图人物中，男的高大勇猛，女的丰满威武，适应特定的政治美学需要，也构筑了特定的教科书政治美学。红彤彤的课本成了非常年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它构建了崭新的一种教科书样式——一种革命版教科书。这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理念的标本，这一标本是对传统经典教科书的彻底革命或否定。尽管这一标本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戛然而止，但它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教育史的经典意义。它的样式是那样的鲜明独特、它的话语是那样标准化且充满火药味、它结构的雷同又奇特，它的生产者的身份形形色色，以及它关注生产、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便是那样的极端和功利）。
3.改革开放后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77~今天）
这是教科书统一与多样化微妙博弈的阶段，是中央与地方均衡教科书权力的阶段，最终初步形成了在统一要求下的教科书的多样化格局。以20~21世纪之交为界，这又大致可以细分为两个亚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教科书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既有短暂的恢复阶段，也有生机勃勃的局面，如八套半教科书的改革、实验教科书、地方教科书和乡土教科书的迅猛发展等（遗憾的是，这个局面并没有延续下来，更没有被发展完善）；还有相对单调的时期。因为每当社会发生变革或动荡，总会迅速影响到教育，而教育上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教育内容的变化，这就必然集中体现在教科书的变化上。整体而言，20世纪下半叶的教科书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仍显现出两大不足：一是泛政治性，即便受到联系生活实际、关注社会实践的冲击；二是明显的垄断性、单一性，即便教科书多样化有了初步的发展。教科书多样化的初步尝试，在所谓通用的、统一的、国家的教科书等权威性说法面前显得非常弱小。多样化进展缺乏制度设计与制度保障。
进入21世纪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席卷全国。课程改革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从制度上把教科书建设推上了新的平台。过去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纲一本”的局面被打破，掀起了以多样化为标志的教科书发展，同时展开了对中国教科书现代化历程的制度性升华——走上了一条回归多样化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之路。在课程改革中看到的这一幕，如同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黄金时期的再现：诸多社会资源参与到教科书发展行列，调动社会如此庞大的力量加入到教科书的建设之中，诸多学者专家如此微观、如此细致地关注到课堂、关注到学生。百年前教科书发展的一幕再次在百年后掀开，一出教科书变革的大戏已经而且将继续有声有色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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