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指出我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比较明显，这种情感偏向是否会导致在选择、诠释和架构材料时的“一边倒”倾向？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的任何研究都不是主题先行。在研究课题之初，我并不清楚我会持什么观点，我的具体论证都是在资料全部收集齐、整理好、充分解读后，甚至是在叙事部分已经完成后才进行的。我经常对学生讲，一篇好的论文或专著绝不能忽视和你观点相反的那些资料，否则就失去了深入分析问题的机会。没有先见的观点来左右我选择、使用、分析资料，这样我可以客观地分析所研究的对象，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研究民众和寻求他们的声音，还依赖于资料的开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中国史研究资料的运用已是极大地扩展了。首先是内地的许多档案得到了利用。在过去，由于中西方关系和中国档案管理等问题，西方的中国历史专家基本上只依靠中国台湾的档案。但改革开放以后，内地档案逐渐对外国人开放并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例如孔飞力关于叫魂的研究便基本上依赖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档，包括“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刑科题本”和“刑部题本”等。关于叫魂的大部分专题档案过去很少被利用，例如关于叫魂事件嫌疑犯的供词和地方官的徉细报告。虽然孔飞力掌握的是原始资料和档案，但他在运用中非常仔细，因为他认为“供词并非必然就是招供者的原话，必须以怀疑眼光看待这些官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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