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乡绅化也经历了该时期的另一种社会趋向：现代职业的兴起。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公务员、新闻记者、教授和文学家——在维多利亚朝时期兴旺起来。他们人数激增，并且相当特殊，可以视为一个阶级，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个准阶级，它对英国舆论和文化的影响与其人数比较起来要大得多。到19世纪下半叶前，英国已有一个自由主义上层中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并存。
整个19世纪，像法学、医学等旧有职业重新组织起来，已强调其专业知识，它们人数增加，并取得较高地位。甚至神职人员也模仿类似方式。与此同时新职业大量增加。1800年皇家外科学院成立，1856年不列颠医学会成立，1825年法学会成立，这些事件把世俗的传统职业建立在可靠声誉的新基础之上。[13]新职业极大地受到旧职业模式的影响，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商界，并自己组织起来-1818年土木工程师组织成立，1834年建筑师组织成立，1841年药剂师组织成立，1848年保险统计员组织成立，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现出利用这些职业对专业知识和正直的要求，已超脱于市场法则之上。1841-1881年间，全国人口增长60%，而十七种从事主要自由职业的人口增长了150%.从而构成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正在形成的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遏制。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阶级是以相对超脱于收入竞争为其特点的。职业声誉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远离臭名昭著地“捞取金钱”的情况决定的。埃斯科特（T.H.s.Escott）站在同时代人的角度上，写了一本概述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最有用的信息，他在书中解释说，全科开业医生和初级律师的职业地位之所以比有权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和牧师低，部分原因就是前者不得不经过直接从顾客处收费这种“庸俗”的生意过程。自由主义的超然脱俗当然有些是一种神话。个人间经常竞相争取顾客，维持高职业水准也是为了限制他人插足，从而维持高收入。然而如哈罗德·珀金所说：“自由职业者一经站稳脚跟，一般即可依靠一种稳定的收入，而不致遭受像地租、利润和工资那样的相互竞争。于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就高居于经济战之上。”此外，自由职业者很看重服务和无形的商品，他们提供的这种商品要比物质商品的价值高，物质商品的生产是许多非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关注的对象。这种对服务的偏爱连同他们的地位对市场活动的超脱，使自由职业者与工业资本家的精神和感情世界分道扬镳。
当然，自由职业者也使其他价值观更适应于一种工业世界的观念：自由职业向天才、勤奋、专业化和效率敞开大门。但这些价值观在英国并非如像在英国那样受到鼓励。[17]职业化并没有一种单一的、一般的含义：它的实际形式源于其多种趋势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英国环境扩大了职业化的旧绅士的面目，而损害了它的新生资产阶级的面目。一种职业典型地为自己圈定一个范围，这种方式本身就使其成员离开资本主义世界。一位历史学家做了这样的评论：
组织社团、在伦敦中心区获得费用高的宫殿式总办公处、建立学徒制、限制外人涉足、制定收费表等过程，都显然意在使其职业“绅士化”，并使其能被社会接受。职业化的这一方面是深刻地反资本主义的，并从此与19世纪英国社会的其余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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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Sampson
作者提供了一幅比此前所有文化史著作都要可靠的关于英国国民性的理想图示，令人钦佩。
--Tom Nairn
一本重要的著作，值得那些认为英国的命运掌握在其自己手中的人阅读和沉思。
--The Economist
理智的读者没人能抵挡住这本书的影响。
--Lawrence Lafore
作者以一种宽广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素材，有助于读1者更好地理解英国上层集团的心态。本书对理解英国价值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Pter Stan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