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明史及《江西大志》的记载，英宗在宣德十年即位之后，为了表示对宣宗的哀悼，曾经依循明代皇室惯例，“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器厂亦曾停烧。”一直要到正统三年，才又行恢复。而我们从文献上得知在宣德八年时，曾由“尚膳监奏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官一员，开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注22），这么庞大的数目，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宣德皇帝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后，即已驾崩，英宗皇帝以九岁的稚龄即帝位，为了服孝的传统，照例罢烧御窑、减免征役等事宜，差不多三年之后，才又恢复生产，所以这些在宣德八年才决定烧制的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的官窑器，很可能只烧制了一部分，便停了下来，直到孝期过了才复窑，把剩下的件数烧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将有宣德款的明代官窑器，从外观风格上分成两大类：一类器形威猛，用笔豪放，色泽浓艳的；一类是器形工整轻巧，用笔雅致，且花纹紧密，仅在用笔重复处才显出浓重的青色，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为宣德时期之宣德窑，而后者，则为正统初期的宣德窑（注23）。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官窑作品，无一件传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史料人手，大略谈谈“土木堡之变”、“景帝以监国继统”及“夺门之变”这三件大事。
英宗即帝位时，年仅九岁，国家方针大计，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尚能维持国家正常的运作。而张氏一死，自小照顾英宗的太监王振便专横起来，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屈腰或下跪的极少。正统十三年，也先向明廷进贡马匹，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的很少，激怒了也先，而大举入寇中原，王振力主亲征，英宗那时年方二十三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甚且不曾出过京师的城门。王振更不用谈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京师出发，未曾遇到敌人，粮食已经吃完，再加上遇上风暴，士气颓丧，终于在距居庸关三十公里处的土木堡战败，英宗被俘。消息传回宫中，监国朱祁钰顺势坐上皇位，就再也不想把皇帝头衔还给英宗。也先将英宗送还之后，他更将英宗软禁起来。此时的景帝很可能将有英宗年号的事物，大举毁去，意图埋没史迹，以维持己身的帝位。就像“靖难之变”一样，永乐帝大毁建文遗物，甚且一把火烧了南京宫殿，即可能造成了目前正统器物的一片空白，但是事与愿违，所册立的太子见济因病早逝，而数年之后，景帝也病了，朝中便在国中无主之下，放出英宗，复辟再即帝位，改元“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之后，大肆报复景帝旧臣，又大毁景泰年号器物，以报前仇，致使正统与景泰两朝二十二年间，竞无一件官瓷传世（注24），所以英宗复辟的天顺元年，由于急需补足有关器用，所以在“天顺元年委中官烧造”（注25）。
另外，依据《浮梁县志》卷八的记载，景德镇在正统至天顺年间，共发生过三次较大的饥荒。即在正统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顺二年，而在景泰三年的饥荒是最严重的一次，很可能迫使瓷业暂时停歇，所以在景泰五年五月“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注26）。而另一方面，在元代已传人我国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原名大食窑），经明初的积极发展，景泰年间，已经相当纯熟，加上景泰帝的喜爱，大量昂贵的色料很可能被挪用来烧制此种所谓“景泰蓝”的器物，而造成色料的匮乏和瓷器生产的冷落。而天顺二年的饥荒，更使得经济拮据，民生凋敝，一再减烧或停烧，在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它的影响，《明英宗实录》：“（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又《明史》卷八十二记载：“天顺八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由于此时期官窑制作的烧烧停停，断断续续，可以说是造成了此一时期器物少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此三朝的器物，目前见到的多是民窑制品，我们只能从这些民窑器看出大略当时的烧瓷风格。大体上说，正统时期的风格，比较接近于宣德晚期，而天顺时期则接近于成化时期，依据文献记载来推断，天顺时期应当是这三朝官窑烧造得数量较多的时代，其时代特点也较为容易辨别，至于所谓正统官窑器，依据江西省景德镇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认为，在永乐、宣德御器厂遗存的同一地层中，挖掘出一批无款青花器，很有可能即是属于正统时期，详细的情形，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