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哲学》：
实践论强调求实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首先要面对现实，理性分析，务实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社会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亡国论”，尤其是淞沪抗战失利以来，日军长驱直人，往南京步步紧逼，悲观主义情绪笼罩全国大部分地区；一种是“速胜论”，随着日军的推进受阻，特别是百团大战和徐州会战的胜利，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抗日战争的高潮和胜利会很快到来。
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没有从实际出发看问题。“亡国论”会导致对日妥协，“速胜论”会导致盲目轻敌。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比日本的实际，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格局，总结了中日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的存在及其在战争中各依其本性发生的变化，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
“亡国论”者夸大敌强我弱这一矛盾，而忽略了其他矛盾，特别是他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与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乃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决定性条件；而敌强我弱、敌优势我劣势的条件是暂时的，在战争过程中，双方力量的变化将逐渐改变这一条件，最后成为敌劣势我优势，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局。因此，“亡国论”者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矛盾，夸大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短处，以主观幻想替代客观实际。他们的主张也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
最后，毛泽东经过理性缜密的分析，做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在持久论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采取何种务实而有效的抗日战争方式。日军兵力占优势，武器装备精良，国民党军队以170万之众都难以抵挡其大举进攻，而当时陕北红军总共不到8万人，改编后能上前线的只有三个师4.5万人。在敌强我弱、统一战线又不巩固的形势下，这点力量如何在战场上发挥最大作用，有效打击敌人？毛泽东提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主张。他说，要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我们抗战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这一战略方针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抗战爆发后，我军指战员群情激奋，急于到前线打一些大仗，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日的决心和能力。毛泽东所说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呢？一些人感到难以理解。
为了让指战员明白这个战略方针，毛泽东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并打比方说：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洛川会议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鉴于会上的分歧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十分担心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但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山地游击战的正确性。毛泽东意识到，采取强硬的措施无助于问题解决，只能在实践中使一些高级将领的头脑冷静下来。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战斗中，一一五师虽然歼敌千余人并有大量缴获，但也付出沉重代价，伤亡近800人，许多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林彪本想抓一些俘虏带到太原去游行，而日军宁可自杀也不投降，一个俘虏也没抓到。
林彪经此一战大彻大悟：依靠国民党军抗战没有前途，集中八路军主力打运动战也不行。他在战斗总结中提出：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在实践与理论的印证下，许多高级将领的思想疙瘩相继解开，八路军将士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方略。各部根据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指示，深入敌后，三个师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仍没有停止思考。他认为，游击战必须向运动战发展，因为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靠运动战。后来，他进一步概括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半年后，他总结华北抗战经验，在《论持久战》中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