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哲学》:
实践论强调求实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首先要面对现实,理性分析,务实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社会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亡国论”,尤其是淞沪抗战失利以来,日军长驱直人,往南京步步紧逼,悲观主义情绪笼罩全国大部分地区;一种是“速胜论”,随着日军的推进受阻,特别是百团大战和徐州会战的胜利,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抗日战争的高潮和胜利会很快到来。
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没有从实际出发看问题。“亡国论”会导致对日妥协,“速胜论”会导致盲目轻敌。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比日本的实际,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格局,总结了中日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的存在及其在战争中各依其本性发生的变化,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
“亡国论”者夸大敌强我弱这一矛盾,而忽略了其他矛盾,特别是他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与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乃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决定性条件;而敌强我弱、敌优势我劣势的条件是暂时的,在战争过程中,双方力量的变化将逐渐改变这一条件,最后成为敌劣势我优势,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局。因此,“亡国论”者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矛盾,夸大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短处,以主观幻想替代客观实际。他们的主张也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
最后,毛泽东经过理性缜密的分析,做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在持久论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采取何种务实而有效的抗日战争方式。日军兵力占优势,武器装备精良,国民党军队以170万之众都难以抵挡其大举进攻,而当时陕北红军总共不到8万人,改编后能上前线的只有三个师4.5万人。在敌强我弱、统一战线又不巩固的形势下,这点力量如何在战场上发挥最大作用,有效打击敌人?毛泽东提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主张。他说,要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我们抗战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这一战略方针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抗战爆发后,我军指战员群情激奋,急于到前线打一些大仗,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日的决心和能力。毛泽东所说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呢?一些人感到难以理解。
为了让指战员明白这个战略方针,毛泽东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并打比方说: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洛川会议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鉴于会上的分歧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十分担心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但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山地游击战的正确性。毛泽东意识到,采取强硬的措施无助于问题解决,只能在实践中使一些高级将领的头脑冷静下来。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战斗中,一一五师虽然歼敌千余人并有大量缴获,但也付出沉重代价,伤亡近800人,许多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林彪本想抓一些俘虏带到太原去游行,而日军宁可自杀也不投降,一个俘虏也没抓到。
林彪经此一战大彻大悟:依靠国民党军抗战没有前途,集中八路军主力打运动战也不行。他在战斗总结中提出: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在实践与理论的印证下,许多高级将领的思想疙瘩相继解开,八路军将士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方略。各部根据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指示,深入敌后,三个师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仍没有停止思考。他认为,游击战必须向运动战发展,因为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靠运动战。后来,他进一步概括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半年后,他总结华北抗战经验,在《论持久战》中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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