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一枝“毒”秀批泰翁 《青年杂志》时代的陈独秀是一位启蒙者，之前的陈独秀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上海暗杀团、岳王团、辛亥革命等，他逐一切实参与，但辛亥革命后换汤不换药的现实让他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转变方式也在其身上应验：欲革命，必先启蒙，才不会再出现“人血馒头”式的悲剧，而启蒙之关键，在于先“救救孩子”，必先从青年人手，于是他才起意创办《青年杂志》，而《青年杂志》（1卷第1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泰戈尔的名字赫然在列。而第二篇文章，则是《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两篇文章纵论古今中西，虽然泰戈尔只是陪衬，甚至是反面典型，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在后来陈独秀激烈批判泰戈尔时，都发扬光大了。
关于东西方文明问题。陈独秀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中国要进步，就须接受西方文明，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何为西方文明？《敬告青年》中列举了人权、平等、进化论、科学等。
而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他则明确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这与陈独秀所精炼概括的西方文明的精粹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明显混乱。
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步当然就是翻译。《新青年》亦因此而颇重视翻译。而文学，在陈独秀看来，则是启发民智，传播启蒙思想的有效工具，因为西方大文豪之大，在他看来，“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鉴于此，《新青年》从创刊之初，就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陈独秀则连续发表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将左拉、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都德、屠格涅夫、莫泊桑、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梅特林克等介绍给国人，同时也身体力行，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虽然似乎说明不了他对泰戈尔有多少了解，但他看重泰戈尔的诗名，尤其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与他的“大文豪”概念也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胡适、刘半农等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刘半农之所以成为中国泰戈尔翻译者第二人，则直接受陈独秀影响（他翻译了泰戈尔《新月集》中的两首诗：《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其“译诗十九首”则包括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海滨》五首和《同情》两首）。
相较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介绍，从“五四”开始，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和东方文化一直持激烈批判态度，视之为国之妖孽，精神鸦片，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封建文化势力的保护伞。在新旧文化问题上，陈独秀从不含糊、从不骑墙，历来旗帜鲜明：那就是身先士卒，冲锋、冲锋、再冲锋！ 陈独秀是其中一个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三月份，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批评泰戈尔的文章，对泰戈尔发起连续、猛烈的轰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倒孔家店时的风采。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说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恩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帐，象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因而他不客气地对泰戈尔说：“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老少人妖”，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文化保守派，其主要代表除梁启超外，还有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评很多可以说是信口开河，具体联系，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政治色彩昭然若揭，即使在一些本与泰戈尔无关的文章中，也不忘顺手把泰戈尔捎上几句；甚至在泰戈尔早已离开中国的6月，他仍然写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挖苦泰戈尔虽然自称为诗人，到中国后却始终不谈诗；虽然时时辩白自己反对物质主义，却始终不曾放弃物质的享受。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