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刀锋》:
有趣的是,作者指出,“引起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是现实的市场关系的逻辑变化”。这似乎与我们的感性认识相悖,却能很好地说明和解释改革的真实路向。例如,B企业当年还在国有企业所有制形式下时,就使用了大量农民工以降低成本,还取消了住房、宿舍、班车、职工子女入托教育等方面的全部福利措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为国有企业的B企业,对工人的控制方式和政策较A企业这一外资企业更加苛刻。
经济体制改革的本意是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企业,但为了振兴本地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对重点企业的干预从未消失甚至愈演愈烈。国有企业工会主席享有党委副书记或副厂长待遇的“同级副职”惯例,原意是“使企业基层工会能很好地承担起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的任务”,最终却“使得工会的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更加明显”。韦伯夫妇提出,“工会是工资劳动者为保持和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而组成的组织”,但连这个“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经典的工会定义”,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并不完全适用”。这或许正是神奇土地与镀金时代最让人瞠目结舌之处:它所使用的逻辑与话语似乎很熟悉和温暖,背后的纹理和结构却如此陌生和冰冷,以至于任何亲历者、观察者和思想者都不敢贸然相认。
重拾与再述工人在这场匆忙的变迁中的位置与角色,正是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无论工厂推行的管理方式名字多么新潮,共同的思想基础都是“将工人的个人表现与其经济收入相结合并以此来控制工人的全部行为”。在严酷的外部就业环境下,工人不得不服从企业越来越严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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