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与“新青年”批评话语的建构》：
通常意义上，我们往往把《新青年》与其所“骂”对象之间的言论冲突视为一场“新”、“旧”之间的“论争”。在这个“论争”框架里，这种作为“暴力语言”的“骂”不仅破坏了“论争”的规则和“报刊伦理”[1]，也阻碍了“新”、“旧”之间的话语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青年》同人这种“打鸡骂狗”的言论姿态具有极大的负面性，而操持着“骂詈之词”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往往被视为偏激、狂妄。而这一点，也成了“五四新文化”具有“激进主义”性质的一大确证。有研究者就坦言：“对‘革命’的宗教式崇拜，暗中滋生和推广了20世纪文学（广而言之则普遍见于文化）里的暴力倾向。”[2]但揆诸“五四”时期具体的历史情境，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论争”这种过于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并无法描述《新青年》所处的复杂的时代语境及其言论冲突的性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这种“骂”并不是单向的。《新青年》在“骂人”的同时，也一直被“骂”，以至处于“四面受敌”之中。相比《新青年》同人而言，“五四”时期所谓“旧派人物”——也就是被诸多研究者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人物——的“骂詈之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就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鄙视为“人头畜鸣”乃至“名教罪人”。而精通西学的学者辜鸿铭则在外国报纸上撰文，用流利的英语对《新青年》中的各项主张极尽嘲讽之能事，在他看来，“文学革命”是“极端愚蠢” [3]的，而提出这一主张的胡适等人则被称为“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Pretty well dwarfed ethically）”[4]。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林纾，除了写出《荆生》、《妖梦》两篇小说专事诋毁“新文学”之外，还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讦陈胡诸人“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5]。“旧文人”对《新青年》的这种“骂”不仅见诸大众传媒之上，也表现北京大学校园之中。如“针对《新青年》而发的”《国故》月刊，就把《新青年》同人视为“恂愗之徒”，认为他们“未窥旧贯之所由，而徒炫夫殊学” [6]，且“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7]北大内部对“新文学”的攻击是以黄侃为代表，他除了“每次上课必须对白话文痛骂一番”[8]之外，还在“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9]由此可知，“五四”时期的“骂”并非“新派”对“旧派”的“呵斥”，也包括“旧派”对“新派”的“骂詈”，杨振声对北大“新旧之争”的回忆可能描述出了“新”、“旧”之间“骂战”的典型状态：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