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的社会基础：论关系型合约的收益与成本
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社会制度基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而中国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和互联性的制度安排，在转型初期恰能起到弥补市场缺失和正式制度缺位的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继续维持基于关系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如有可能催生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不利于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以及加剧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出现。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型将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市场力量足够强，从而冲突了社会关系的羁绊，走上了健康的市场化道路；另外一种可能是，市场化的力量被更强大的社会关系所“俘虏”，走上了权贵市场化的道路。拉丁美洲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可能避免第二种市场化道路，而尽可能走上第一种市场化道路。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已经走过三十年。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那么，传统中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阶段性特征的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对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成功起到了什么作用；经济转型又反过来对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又是如何进一步影响到未来的经济转型，都构成一组重要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本文正要讨论中国经济迈向市场化转型的社会基础，并回答以上问题。实际上，如果要完整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其社会结构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将难以理解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制度悖论”：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体系，也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为什么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换言之，我们需要探查这背后的替代机制，尤其是，如果视市场交易为一个合约实施的过程，那么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合约实施机制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这样的合约形式对经济组织、进而对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又将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些理论问题都亟待回答。
在本文中，我们将论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转型中，由于市场的缺失和不完善，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和互联性制度安排作为非正式制度，起到了弥补市场缺失和正式制度缺位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由关系型社会维系的治理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例如：关系型交易的范围比较小，从而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以及容易将社会分割成“圈内人”和“圈外人”，从而人为地加剧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则会放大收入差距效应，造成资源误配置和社会不公。因而在此意义上，在前期的转型中，由于市场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不健全，关系型交易起到了一种有效的弥补和替代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取得阶段成功背后的社会基础；但是，又鉴于持续基于关系的交易很有可能会扭曲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也面临着潜在的危机。
除以上提及的不利于规模经济和有可能加剧不平等之外，在未来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制度转型过程中，关系型社会结构对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也将构成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交易范围越来越大，能够产生一种消解关系型社会的力量，那么，民主和法治建设将可能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如果市场发育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中国正在进行的继续迈向市场化的转型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市场的力量足够强，冲突了社会关系的羁绊，从而走上了健康的市场化道路；另外一种可能是，市场化的力量被更强大的社会关系所“俘虏”，从而走上了权贵市场化的道路。拉丁美洲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可能避免第二种市场化道路，而努力走上第一种市场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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