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播革命论
新的传播关系当中，随着参与角色、信息流向的变化，对于传播控制力的分配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李良荣教授也做过相关的论述，本研究基本认同李良荣教授的以下观点①：
第一，传播革命首先打破的是传统大众媒体对信息源的掌控。一方面，传统新闻报道有着其相对固定的信息源，如政府、大企业家、社会精英、专家组织等，普通民众很难成为新闻源，而只能作为“沉默的受众”存在；另一方面，传统大众媒体掌握着关键信息的信源，要想发出声音，使大众知晓，也只能依赖于传统大众媒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捧红”了媒介的权力。如今，互联网赋予了信源蜂窝式增长的可能。理论上，全世界只要联通网络的国家和地区，每一个人都是信源。公民知情权在互联网传播革命中回归。
第二，“自媒体”即时化传播，促进表达权回归。区别于前几次传播革命特殊的传播主体，其特征为“自媒体”表达。谢因·波曼在《自媒体》中提出，自媒体，即在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以后出现的，一种普通大众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与新闻的途径。每个人在即时化的海量信息传播中，模糊了个人媒体和传统大众媒体的边界。信息的即时传播、即时扩散不仅成就了普通公民“想说就说”的表达权，也在信息解释、观点呈现上挣脱传统媒体报道框架，给予了公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权利。
第三，“一言堂”格局打破，“权利”上升为“权力”。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未来社会，权力斗争会越来越集中于对获得与传播知识权力的控制，控制传播系统的斗争将成为一切斗争的核心。在知情权和表达权空前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国家信息监管基本失效。国家试图封锁信息、全面管控言论表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井喷式的信息增长，使国家在“信息权力”上逐渐式微，也预示着拥有注意力资源的公民在“信息权力”上逐渐强势。
2.媒介议程设置解构论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①，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无论是否同意他们的研究结论，关于议程设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即以媒体为中心，关注大众媒体在形成舆论方面的作用，体现的是媒体议程单向地影响公众议程。原有的信息流动是有规则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可以预料的过程，而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人”是被动地接受议程。
然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在议程设置作用于个体后，个体可以直接作出判断，并凭借新媒介平台继续个体在社群中议程设置的评判、修正，不断地推进其升级，赋予更新的意义和价值，继而进入社群议程设置的下一升级演进过程之中。凭借新的媒体传播工具，人们进行个体议程设置、社群议程设置，两者形成合力，影响媒介议程设置，进而影响公众议程设置。这不能仅看作是传统议程设置的回流，更是多元化议程设置的颠覆性展开。媒体只是一个重要平台，当它成为日常生活的场景时，真正需要发挥影响和值得研究的是个体和社群。③
在这种环境之下，即使媒体对某一话题或事件不进行报道，公众依然会对该话题产生浓厚兴趣，甚至媒体越遮掩公众兴趣越高。媒体议程反倒是由公众议程所决定的，先有了网络上的热议，后有传统媒体的报道，公众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扩散到各个角落，从而影响媒体对事件价值大小的判断，并改变媒体的报道计划，传播主导权部分向受众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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