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神游四方：陈平原自选集》：
既然写小说，就得遵守小说的“规则”，要不读者不买你的账，这点作者其实心里清楚。并非故意要写得不像小说，只是积习难改，一出手就是如此。钻研了几十年词章或八股，你要他下笔著小说不带出词章、八股的味道，能行吗？前几年还视小说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忽而自己也下海“玩”小说，即使临急抱佛脚虚心学习，学得像吗？梁启超著小说当然不会忘记他那“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长于论辩；林纾著小说当然不会放下他那古文家的架子，得便总让你欣赏他那史迁笔法；苏曼殊著小说当然会发挥他的诗画之才；徐枕亚则相信他的尺牍绝对哀艳……愿也好不愿也好，这么一批本不该写小说的小说家，下笔总难免“不合小说体裁”——至少按传统眼光看来是如此，“不合小说体裁”的小说多了，可能也就成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当然更可能因读者实在不能接受而被淘汰。可“接受”也罢，“淘汰”也罢，这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都是一种冲击。从单一的固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中国小说一下子呈现出那么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并非每种可能性都有转化为现实性的价值。
跟极端复杂的小说家队伍相表里，晚清的小说概念也极端模糊。在中国古代，不同朝代小说的概念不同，但在某个具体历史时期，文言小说、白话小说都有社会公认的确定内涵。而在晚清，中国的小说概念和外国的小说概念搅和在一起，以致当人家提到“小说”时，你不知道他指的是叙事诗还是戏曲，是长篇小说还是短小的笑话。同一个杂志，登白话小说，也登文言小说；同一部外国小说，译成文言，也译成白话；同一个作家，既写文言小说，也写白话小说——在晚清作家心目中，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关系远不像先辈作家设想的那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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