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学术丛书:政党学概论》:
(二)“政党媒体化”背景下政党对媒体的利用和控制
在“政党媒体化”背景下,虽然媒体具有相对于政党的强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在媒体面前被动无奈和无所作为。实际上,在媒体时代,虽然政党的有些空间被媒体所挤占,但政党的执政功能是媒体不可替代的。政党一旦执政,便掌握着行政大权甚至其他各项权种,掌握着政府信息的发布权等;议会中的在野党实际上也拥有媒体不可企及的权力。这就驱使媒体追逐政党,为政党利用控制媒体提供了契机;同时媒体作为政治社会中的媒介组织,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政治上的“不偏不倚”,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或左或右的政治偏向,从而为政党利用控制媒体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政党主动适应媒体的需求和挑战。比如,推出有能力、形象好、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人作为政治领袖,参加竞选。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很难决定由拉封丹(OskarLafontaine)还是由施罗德(GerhardFritzKurtSchroder)代表本党参加总理竞选。虽然党内大多数人支持拉封丹,但最后还是宣布由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并具有很好媒体形象的施罗德作为本党的总理候选人。为了提高党的中高级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水平,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向中高级干部传授如何在媒体中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社民党的主要内阁部长都聘用了“新闻形象顾问”。又如,根据传媒规律修饰和包装政党的政策纲领。英国工党上台后,非常注意政策包装,并对政策性新闻进行精心组织和协调;并设立了专门的班子,每日汇报、分析舆情,对紧急情况迅速提出对策,一旦遇到对党的丑闻和党内矛盾的报道,马上采取化解措施,防止媒体炒作。再如,加强对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利用,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向公众提供大量的基本信息。德国社民党还启动了“红色电脑”计划和“红色手机”计划。
另一方面,政党总是通过种种方式,千方百计地影响和控制媒体。常见的主要有三种:一是运用政治约束力特别是紧急状态权力,通过政府的命令、威胁、禁令和逮捕等方式,使媒体屈从于政党利益或政府愿望。美国就专门建立了战时新闻检查制度。至于以国家机密或军事机密为由来阻止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则是常用手段。约翰·基恩(JohnKeane)说,冷战以来,“西方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秘密警察和秘密军事机构的地位”。“政府定期控制官方的新闻发布,情报被分类加密,文件不让公开,肮脏的诡计被掩盖”。二是通过做广告,向特定的媒体投入巨额资金,使对政党产生依赖;政党或政府往往以撤出广告资金相要挟,媒体往往不得不屈服。特别是西方许多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私营企业,追求利润为其首要目标。政党对媒体进行广告投资,成为控制媒体屡试不爽的手段。三是通过笼络新闻界头面人物、在媒体内部培植代理人或拉拢部分记者等方式,对媒体实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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