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方证相对与药对思维问题：张仲景的伤寒论是以方证的形式列举出来的，中医大部分沿袭辨治选方的这一方法。而叶天士等后辈名贤的著述并无列方，而是以审因机传变立法对症用药。这在现代临床上都可行。其实方证相对与药对思维是一致的，都能充分利用前人的经验。方剂也是药对，或者是药对的组合，药对是方剂中基本组成的实用结构，或者说是武术套路中的散打技巧。作为初学者学中医时，汤头歌诀的背诵是打基础十分好的方法，笔者至今仍十分主张，因为这是临床思维奠基的重要方法。日久后学拆解方剂、组合新方时，就已是登堂入室的成熟时了。
另外，守方与灵变问题：如果不是随机选方或辨病选方，就要“无方立法，对症用药”。有时是病情隐蔽潜伏未表现，有时是医生一时对病机与运用方把握未准，立法对症用药就在所必需。因此，临床医生也常常掌握一些药对，依法应用，也能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迁延时日的某些疑难之疾。而且这种现象也较普遍。有人问：到底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谁优谁劣呢？也许没有人系统地、孤立地对比过，实际上临床医生往往随病情的实际情况而定。即使是辨证论治，有些医生对症下药，园机活法，根据病情的不断变化不断灵活变化加减用药。有些医生则习惯于抓住主证守方，主证不变，守方不变。两种风格不同，认识不同，各有所长，也曾成为彼此争辩的内容。而临床上，有些病情变化大，或然症状出现多，则宜灵活化裁加减。有些慢性病，虽有或然症，但不占主导地位，抓主症用主方，一方到底，而不是经常变化，也是成功的关键，这叫水到渠成。例如癌病，就要注意守方。我也知道有些验方，就是要求服多剂不变才有效的，这就是例证。
因此，客观上看是因病情与对应方的关系而定，主观上看是不同医生的不同临床思维特点不同所致。
还有，关于临床辨证的不确定性问题，中医除了理论外还有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大量临床经验总结，被临床医生（方士）总结记录下来，其中不少又被以儒通医的学者收集整理系统化出版，因此中医临床最直接的思维首先是依靠经验，即直接的自己的经验与前人的经验，掌握的经验越全面系统，能力就越大。而这些经验之间的联系有些是较离散的，如《串雅内篇》之类。因此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嫌。而客观上看是从不同侧面或角度认识同一事物，并给予解决的方法。典型的是中风，古人从风、火、痰、瘀争鸣阐明认识它，现代人已看得很清楚，这是从不同侧面或角度认识脑卒中的发病机制，不同人、不同证型或阶段均需兼顾认识，综合起来认识才是疾病的全貌。
同样，历史上的伤寒与温病之争，现代人也已看得很清楚，现代社会常见伤寒之中有温病，温病之中有伤寒，现代医生也常“辨证施治以热，寻病用药以寒”等，这是不同病因导致的外感热病又混合致病所致。所以温病学是伤寒学的补充与发展，彼此不是绝对排斥的。中医很多学术争鸣与对立往往是反映疾病客观存在的不同侧面的，而不是对与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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