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著名科学家。相对论的提出者。苏珊.桑塔格，美国著名学者、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原籍德国，犹太裔美国思想家。

　　《暴力与文明：喧嚣时代的独特声音》收录了国际知名作者汉娜·阿伦特等人的16篇文章。书中内容，涵盖面很广。
　　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如以塞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奥登的《偏头疼》，加布里埃尔·安南的《马勒的重现》，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关于暴力的思考》。这本文选中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分别出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布鲁斯·查特温以及安德列·萨哈罗夫。这些文章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收录了诸如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以及琼·迪迪安的《在萨尔瓦多》。罗伯特·洛威尔的《两个诗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最后，世界著名漫画家大卫·列文的肖像漫画，为《暴力与文明：喧嚣时代的独特声音》增添了极大的阅读乐趣。

　　我在这里自传性地介绍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希望借此澄清，新闻界由于不熟悉事实的原因和制造轰动效应的目的对有关我的一些事实进行的错误报道。
　　我于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亲密和睦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我的父亲是一名物理教师，他写过几本广为人知的教科书和大众科学书籍。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优雅的家庭氛围中。我的家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出谋划策。我们热爱工作并敬佩每个人对自己选择的职业的精通与熟练。1938年，我从高中毕业，考进莫斯科国立大学；1942年，我从这所大学毕业。1942年至1945年，我在一家军工厂担任工程师，在此期间研究出几项有关质量管理方法的发明。
　　1945年至1947年期间，我在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伊戈尔?叶夫根耶维奇?塔姆（IgorEvgenevichTamm）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生课业。1948年春，我完成了论文答辩。几个月后，我被编入一个致力于热核武器问题的研究小组。我毫不怀疑制造苏联自己的超级武器的至关重要性――这既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也是为了全球力量的平衡。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使我激动不已，我埋头苦干，单独或与人合作提出了几项关键性建议。西方新闻界经常把我称作“氢弹之父”，这种说法是对真实（而且复杂）的集体创造情况的极不准确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情况，我将不在这里赘述。
　　1950年夏，几乎就在我开始参与研制热核武器的同时，我和塔姆也开始了对可控的热核反应的攻关――也就是利用种种轻元素中的核能为工业服务，使之成为工业能量。1950年，我们构想出对高温等离子进行磁性隔离的方法，并且完成了对热核合成装置的参量的估计。库尔恰托夫①1956年在哈韦尔宣读的一份论文和首届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上的资料，把这项研究传播到了国外，国际上认为这项研究在该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1961年，同样为了达到制造工业能量的目的，我提议用脉冲激光的光束加热重氢。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就是要解释一下我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军事问题方面。
　　1950年，我们的研究小组成为一个特殊机构的一部分。接下来的十八年，我发现自己被围困在一个特殊的旋转世界当中，一个由军事设计家和发明家、特殊机构、各种委员会和学术会议、小规模试验性工厂和新武器试验场组成的世界。每天我都目睹那庞大的材料――几千人的智力资源和紧张之源――汇集成堆，制造全面毁灭的手段。这种力量潜在着将整个人类文明灭绝的可能。我注意到操纵杆掌握在那些尽管在某些方面富有才华、却冷酷乖戾的人手里。
　　到1953年夏天为止，原子能工程的最高指挥者一直是贝利亚（Beria），他统管着上百万名劳役犯。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作都是由这些劳役犯完成的。从五十年代开始，军工综合体强大的集体力量越来越明显，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那些除“工作”外对一切都不予理睬的领导者们是多么精力旺盛而又肆无忌惮。
　　我那时处于一种相当特殊的境地。作为一个理论科学家和发明者，我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况且）又不是党员，因此我没有参与行政管理事务，也不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纪律约束。我的职位允许我知道和看到很多东西，这使我感到自身必须拥有某种责任；与此同时，我又能够以一个组织以外的人的身份来看待这整个错乱反常的系统。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对人类问题与和平问题、特别是对热核战争及其恶果进行总体的思考（在斯大林逝世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之后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气氛尤其促进了我的思考）。1957年，我开始觉得自己对由核爆炸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问题负有责任（这与阿尔伯特?施韦策①、莱纳斯?泡令②等人和其他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这一问题发表的声明对我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事实表明，核爆炸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如果被地球上生存的上亿人所吸收将会导致几种疾病的发病率增长和更多的婴儿出生时带有缺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所谓的阈下生物效果，例如对遗传的负荷者――DNA分子的破坏。核爆炸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时，每一百万吨级的爆炸力就意味着上千人成为未知受害者。而每一系列核武器试验（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英国、中国还是法国进行的）都会产生几百万吨级的爆炸力，也就是说，将会使十几万人成为受害者。
　　我在尝试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且没人愿意理解我。我写了许多份备忘录（其中的一份致使I?V?库尔恰托夫前往雅尔塔与赫鲁晓夫见面。他试图阻止1958年的系列核试验，结果失败了），还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看法。我记得1961年夏天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召集原子能科学家们开了一个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来是让我们为一系列支持苏联对德问题（柏林墙）新政策的核试验做准备。我写了一张便条给赫鲁晓夫，在便条中我这样写道：“在核试验中止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将会削弱关于禁止核试验和裁军问题谈判的力量，而且还会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在陆对陆导弹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领域。”我把这张条子向前传去。赫鲁晓夫把条子放进胸前的口袋里，然后邀请所有与会者进餐。在餐桌旁，他发表了一次即席演说。这次演说因其直白而使我牢记在心，而且它表明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个人立场。他说的基本上是下面这些话：萨哈罗夫是个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制定外交政策却要靠我们这些善于应付这种微妙局势的专家。只有武力能让敌人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大声说我们是在执行军事力量竞赛的政策，但是事情必须是这个样子。假如我听从萨哈罗夫这类人的话，我就是个冒失鬼，而不是现在的部长会议主席了。1960年我们运用自己的政策帮助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现在我们可不在乎他是否陷入窘境――是否随时都可能被颠覆下台。
　　另一同样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62年。原子工业部基于对官僚主义利益的考虑，发布了继续进行常规核爆炸试验的指令，可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种试验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这次爆炸必须力量强大，以便能使预期的受害者数目惊人之多。我意识到这个计划的无理和犯罪的本质，便使出浑身解数、不顾一切地想阻止它。我的努力持续了几个星期――这几个星期对我来说充满了紧张与不安。
　　在试验前夜我打电话给部长，以辞职来威胁他放弃这个计划。部长回答说：“我们又没掐着你的喉咙让你来干这件事情。”我又把电话拨到阿什哈巴德，赫鲁晓夫在那特定的一天将在那里驻足。我乞求他干涉此事。第二天，我与赫鲁晓夫的一个亲密的顾问谈了一次话，可是那时核试验时间已经提前了一小时，航空母舰已经把装载物运送到了指定的爆炸地点。那一天，无能与恐惧的感觉攫住了我，并从此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它使我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我一步步地形成今天这样的态度。
　　1962年，我拜访了原子工业部长，他当时正与外交部副部长在一个坐落在郊区的政府疗养院疗养。我向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想法，是我的一个朋友使我对这个想法予以注意的。在此之前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已经持续进行了好几年，阻碍达成协议的羁绊就是对地下爆炸进行监视的困难。只有在大气、太空和海洋中进行的核爆炸才会引起放射性污染，因此我的想法是将协议范围缩小到禁止在这三种环境下进行核试验，这样就既解决了放射性污染问题，又解决了监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提出过类似建议，只是那时这种建议并不符合苏联思想。1963年，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倡议下签定的莫斯科条约，终于使这一想法变为现实。我的倡议对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或许产生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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