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来到严子陵下榻的北军宾社，严子陵知道皇帝御驾亲临，就翻身向里，假装睡熟，不予理睬。光武帝见严子陵如此模样，心中暗笑，随即以故旧老朋友的身份坐到严子陵的床沿上，抚摸着严子陵的背脊，说：“子陵，我今天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你，你难道仍不予理睬吗？”严子陵听到刘秀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他，当即翻身起来。刘秀又说：“我的老朋友，你难道不肯留在朝中相助于我吗？”严子陵对此未予回答。过了好一会才说：“过去有唐尧这样德行远闻的帝王，也有巢父、许由那样洗耳不从的高士。士各有志，何必相迫呢！”刘秀只好叹息而已。
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子陵请进皇宫，论故道旧，叙谈整日，极为投机。白天讲不完，又作彻夜长谈，向严子陵请教治国良策。谈至深夜，按皇宫规矩，掌灯之后即禁止进出，严子陵只好留宿宫中。光武帝提出两人同榻而眠，边谈边睡。谁知严子陵本性疏狂，睡相不好，竟然将一双脚搁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光武帝为了不弄醒严子陵，就任由他搁着。谁知道第二天早朝时，即有太史官禀报，说是“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言下之意是说皇帝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光武帝提防。倒是光武帝宽宏大量，笑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同榻共眠，他把脚搁在我身上了。”由此之故，就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话，并由此把严子陵当作客星下凡。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要求人们精勤地观测天象的变化。在上古时代，古人的天文知识是相当普及的。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予卒之作也。”“龙辰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又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当时的学者不仅以观测天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换，而且，往往由自然的天象变化联系到人事的因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认为天象的变换，“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
是以明君韧之二宿，伤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凶吉”。尤其到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道结合起来，提出“大一统”学说，以“天人感应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把天体的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按照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可以占验吉凶祸福，了解天意。只要观测天象，就能够预决吉凶，把天象、政事、人事牵连在一起。光武帝刘秀即以图起兵，当他登上皇帝位后更是崇信纬，宣布图于天下。自此之后，不仅不轨之徒多假托天象符命惑众谋利，而且举国之内，上下妄谈天命，人人以符命为行动的规范。对“客星犯帝座”，内中同样蕴藏着极深的政治阴谋。
对“客星犯帝座”一事的最早记载，当推东汉时刘珍的《东观汉记》，它记载：“光武与子陵有旧，及登位，望之。陵隐于孤亭山，垂钓为业。时主天文者奏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日：“严子陵耳。”访得之，陵不受封。”东晋时史学家余姚人虞预在《会稽典录》中也提到此事：“严遵字子陵，与世祖俱受业长安。建武五年，下诏征遵，设乐阳明殿，命宴会，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闻，上日：“此无异也，昨夜与严子陵俱卧耳。”范晔的《后汉书》历来以严谨者著称，他以前人记述汉史事迹的众多史书为依据删繁补缺，成就此史。如事出无因，范晔是不会随意地在短短392字的《严光传》中，浪费笔墨而去专门写上这一传闻之辞的。所以说，“客星犯帝座甚急”必然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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