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警察。这么说感觉好像要做什么特别的声明，或暗含某种不寻常的意义，但它只是我们习惯的说法而已。在我们这行，我们不会用“我是男警”或“我是女警”或“我是警官”这样的说法，我们只会说“我是警察”。我是一名警察。我是警察，而我的姓名是迈克·胡里罕，职位是警探。此外，我还是一个女人。
现在我要讲的，是我所遇过的最糟的一件案子。
“最糟”这两字，在我看来，当你身为警察之后，就变成一种颇有弹性的概念。你难以固定“最糟”两字的定义，它的疆界每天都在不断往外扩展。“最糟？”我们会这么说，“根本没有‘最糟’这种东西。”不过，对迈克·胡里罕警探来说，这件案子就是最糟的一桩。
刑事侦查局位于市中心，这里有三千位同仁，分成许多部门、科室、小组和分队。这些单位的名称可说变化多端：组织犯罪、重大犯罪、人身伤害、性侵害、窃车、票据诈欺、特别调查、资产没收、情报、缉毒、绑架、闯空门、强劫……以及谋杀。这里只有一扇扇上面标有“罪”的玻璃门，却没有一扇标有“孽”的玻璃门。犯罪的市民是攻击的一方，而捉贼的我们则是防卫的一方，这就是一般人的看法。
关于我个人生活的“十张牌”是这样的：十八岁那年我进入皮特·布朗大学攻读刑事司法硕士，但我真正的志愿是第一线的工作。我无法按捺，便去参加州警考试、边境巡警考试，甚至参加监狱管理员的测试。我全都考上了。我还参加警察特考，结果也一样通过。所以我离开皮特·布朗，进入警察学校就读。
刚开始我在南区担任巡警，成为四十四街治安维护部门的一员，我们徒步或驾警车巡逻。后来我到‘‘老人抢案组”待了五年，其间我积极办案，主动出击伪装诱捕，这让我得以晋升为便衣警察。之后，我又通过测试，佩上盾形警徽调至市中心。目前我在“资产没收组”服务，不过在这之前我在凶案组待了八年。我办过不少命案，我曾经是个专办命案的警察。
用几句话来形容我的外貌吧。我的体型遗传自我的母亲，她可以说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端，形象看起来颇似今日言必及政治的女性主义者。我妈几乎可以在那种以核战过后为背景的公路电影中，扮演穷凶极恶的恶汉角色了。我还遗传了她的声音，而且经过三十年的尼古丁熏陶后，这声音低沉的程度更加严重。我的相貌遗传自我的父亲，这张脸很乡土，平淡无奇，一点也不城市化，不过我的头发倒是金黄色的。我在这座城市的“月亮公园区”出生，在这座城市长大，但后来遭逢变故。
十岁那年我便由州政府接手抚养，迄今我仍不知我父母人在何方。我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体重八十一公斤。
有人说最刺激的部门就是缉毒组（脏钱也最多），而公认最有乐趣的部门则是绑架案组（如果美国的谋杀案多半是黑人对黑人的话，那么绑架案则多半是帮派对帮派）。性侵组有它的支持者，扫黄组也有其信徒，而情报组正如其名（情报无远弗届，揪出匿影藏形的坏人），不过，所有人都默认凶案组是老大。凶案组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这座规模属于第二级、因那座日本人出资兴建的巴别塔、港口码头、大学、最具有前瞻性的公司（计算机软件、航天科技、生化制药）、高失业率以及灾难性的纳税市民搬迁而小有名气的美国城市，一个凶案组的警察每年可能要侦办十几件凶杀案件。有时你是这件案子的主要调查员，有时你则担任副手。我承办过的凶杀案件至少上百，破案率则刚好高于平均值。我能鉴识刑案现场，而且不止一次被称为“优秀审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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