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对我的“出身地”和分管的出版局，费时用心不多。这是因为我在文化部被杂事缠身，无能为力，更因为有边春光和刘杲两位强手坐阵，无需我多顾，但对出版事业“生命攸关”的机构存废升降问题，我则是时刻关心的。
“五合一”后，在事实上削弱了出版管理，不利于事业发展，出版局的同志一直在争取从文化部划出，恢复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出版局建制。1986年3月，由出版界老领导、老专家组成的国家出版委员会（“五合一”后，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由老领导、老专家组成的咨询组织）主任王子野等15人联名上书中央：“1954年撤销出版总署，出版工作改由文化部的一个局来管理”“1982年又将国家出版局划归文化部”“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出版工作的管理”“建议将现在的隶属于文化部的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的直属局”。胡耀邦作了批示：“这么多同志的呼声，看来也值得重视。”此事得到胡启立、田纪云、胡乔木、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成和支持，并得以落实。
我知道并赞成出版局同志为恢复直属局建制向中央和国务院所作的一系列争取工作，并在条件成熟时，同王蒙和高占祥（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作了沟通，并得到理解。按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此事在国务院正式决定前.需由文化部向国务院写出请示报告。我请出版局代部草拟报告。边春光在代拟报告稿（石峰拟稿，刘杲七月七日审核）上批写：“木文同志：代拟稿送上，请审定。七月七日。”我写：“请王蒙、占祥同志审批。七月七日。”王蒙表示已知并同意此事，高占祥也于七月七日批示：“同意。”对代拟稿我加了一句话：“将出版局改为国务院直属局，既有利于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也有利于文化部重点抓好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当然，这也是写于7月7日。
1986年10月6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恢复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局建制的通知》。
改为直属局建制后，由谁来担任局长一职？在中组部、中宣部考察时，我和出版局的一些同志都推荐边春光。我认为，老边政治上强，作风正派，既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又有对出版事业宏观管理的能力，更对此次国家出版局改制精心谋划、积极争取，做了大量工作。老边当时也有不利条件，时年61岁，几年前曾突发心脏病，有人担心能否坚持一线工作。我特别请求组织放宽年龄界限（从实例看当时不很严格），并提供从医院开出的健康状况不影响正常工作的证明（面交两部考察同志），以作争取。但这些争取和努力终未如愿。1986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我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和局长，并免去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成员。我不知情，也没有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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