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第五辑）》：
但有意味的是，虽然侦探罗梅罗携带着伦理使命，但这一使命不是由国家委派的，而是通过私人资助而实现的。历史性的复仇不能由智利政府承担，复仇的主体侦探罗梅罗更像一个赏金杀手。为了在巴塞罗纳找到藏身于此的诗人霍夫曼，罗梅罗决意求助于流亡诗人波拉尼奥，于是作家出场，化身侦探罗梅罗的“华生医生”，协助辨认藏匿海外的霍夫曼。为了完成现实犯罪事件的侦破任务，首先要实现文学侦破工作——波拉尼奥细致阅读了罗梅罗提供的两份极端主义文学刊物：法国的“野蛮写作运动”的刊物和一种马德里发行的文学杂志。而后从期刊写作的蛛丝马迹里，罗梅罗逐步定位了霍夫曼的藏身之所。这一过程里，诗人倍受煎熬，因为他从流亡者变成了雇凶杀人的同谋，从受害者转变为施加侵害的人。这一点或可读出波拉尼奥的高明之处：面对智利的创伤历史，他没有限于悲情控诉，而是把受害者／侵害人的位置颠倒过来，质疑了两者间的二元对立。在二十世纪智利的暴力历史中，亲历者都负有责任：这或许是在小说中使命自己名字的初衷。
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艺术家身份也值得我们推敲。实际上，波拉尼奥著作里充满了诗人、他的作家朋友及自己的分身，或那些善于杜撰寓言的人物。在后文中，我们将分析他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作家、文学、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完整讨论和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契机。但首先，不妨细致考察霍夫曼不伦的艺术实践。小说完整记录了霍夫曼的两场空中诗歌写作表演和一次个人摄影展，均属于实验性的“行为艺术”，实际上读者只有了解70—80年代智利前卫艺术，才能充分领悟其中的互文意义。
叙事人讲述到，“在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被人拆台的日子里”，他和许多人一样被捕，被关押在康塞普西翁郊区的贝尼亚体育中心。此时天空中出现了一架老式飞机，在康塞普西翁上空写下了以“青春”起头的，语出《圣经·创世纪》的一段拉丁文诗句。狱友诺尔贝托坚持认为那是一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二战期间德国空军的战斗机。第二次表演发生在军事政府下令“他去首都做点响亮的事情”，“以表明新政权对先锋派艺术的关怀”（《美》：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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