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期刊出版
期刊出版在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因为期刊“短、平、快”的特点，有利于及时传播信息，有利于因地制宜地配合前线战事开展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期刊出版在我国经过晚清民初的发展之后，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拥有了较丰富的出皈经验，相比于图书等出版物更便于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出版人操作。从现有资料来看，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期刊出版十分活跃，即便是在1940年、1941年日军对山西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根据地保存至今的期刊仍有70种之多。在战争期间，根据地期刊的出版往往受制于战争条件，或才出辄止，或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刊名，很难长时期延续。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推断，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期刊要比现在能看到的肯定多。
1．综合文化类期刊出版
抗战初期，山西革命根据地就出版有综合文化类期刊，这些期刊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盟会主办，如《政治周刊》《黄河文艺》《大众化》《妇女之光》等。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彭真在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全委会议上作总结时指出，根据地应编辑出版综合的文化刊物，并出版一些为大众所需要的画报和小册子，山西革命根据地综合文化类刊物出版遂掀起高潮。这一时期代表眭的综合文化类期刊有《太行工人》《抗战农民》《青年与儿童》《青年文艺》《中国青年》（晋西版）《边区妇女》《太行记者》《战时教育》《新大众》《报人之友》《晋西群众》等。这些文化类期刊针对不同读者的需要，介绍新知识、新观念，并及时反映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新形势、新变化，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欢迎。随着前线战事的变化，这些刊物或因完成使命而终刊，或调整后继续出版。
2．军事政治类期刊出版
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军事政治类期刊出版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期刊不仅及时报道八路军前线战事情况，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判断，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前线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从现有资料来看，当时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军事政治类期刊超过15种，部队出版的有《战术研究材料》《抗日战争》《前线月刊》《华北每月》《八路军军政杂志》《部队工作通讯》《抗敌画报》等，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出版的有《党的生活》《战斗》《抗战生活》《建设》《整风学习》《战线》《红星》《党内生活》《工作通报》《工作通讯》等。其中《战术研究资料》《抗日战争》《前线月刊》《华北每月》等可以视作这一时期军事政治类期刊的代表。《战术研究资料》创刊于1938年3月，为32开油印本，出版周期不定，内容包括会议记录、作战经验总结、苏联战术理论、敌军文件、战时教材等。《华北每月》创刊于1942年1月，封面有“密”或“机密”字样，每期仅印60或100册。该刊曾于1943年底停刊一段时间，抗战结束后复刊，终刊日期不详。
（三）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报纸出版
与图书、期刊相比，报纸因形式简单、反映信息及时、出版技术要求较低，成为山西革命根据地更为常见的出版物。从现有资料来看，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的《抗敌报》是山西革命根据地最早出版的报纸之一。该报为中共晋察冀党委的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后于1948年6月14日停刊。据统计，在山西四大革命根据地存在的12年间，先后至少有22家报社出版报纸400余种。
从当时报纸出版的实际情形来看，山西革命根据地报纸的出版无疑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其政治倾向｝生非常明显。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出版的报纸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时关注抗日前线战事，对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的激烈战斗进行深入报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展开维护国共合作的舆论宣传，号召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代表性的报纸有《抗敌报》《胜利报》《前线报》《实话报》《工人报》等，晋绥革命根据地代表性的报纸有《战声报》《战力报》《火线报》《每日新闻》《学习快报》等，太行区代表性的报纸有《先锋报》《胜利报》《中国人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等，太岳区代表性的报纸有《太岳日报》《晋豫日报》《人民报》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根据地报纸及时调整刊载内容，积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意欲挑起内战的阴谋，并及时报道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山西全境解放后，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报纸出版也迎来了一个大转折时期，如部分报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终刊，报社主要成员或着手创办新的报纸（如晋绥日报社一批骨干人员在山西临汾创办了晋绥边区第一份城市报纸《临汾人民报》），或根据组织安排，到其他地方继续开展新闻出版工作（如部分晋绥日报社编辑人员随解放军第十八军团入川，在成都解放后创办了《川西日报》），成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者。三、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主要特点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事业是在特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注定与根据地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并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牢牢把握正确的导向是其首要特点
根据抗战的需要，从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先后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四大革命根据地，展开了如火如茶的对敌斗争。军事斗争离不开舆论宣传，根据地军民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也不能没有精神文化生活，伴随着这两方面的需要，根据地出版事业得以展开。由于受当时物质条件和战时形势的影响，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无论在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上还是在出版资源储备方面，都表现出严重不足。不仅专职的出版人员奇缺，出版工作者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且出版工作往往与部队的战争、转移、分合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由于革命根据地经常受到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滋扰，八路军不得不采取游击战与敌周旋，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也经常处在转移和动荡之中，不少出版物常常是有始无终。虽然条件艰苦，但却因对敌斗争需要，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还是因地制宜地展开，不少出版工作者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战争间隙通过顽强的努力保证了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对敌斗争宣传和丰富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把为革命服务和为根据地军民服务作为其最重要的使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保证八路军的独立性，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舆论领域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及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主张，为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为八路军独立自主地开展对敌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持。
（二）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延续了中国现代出版书、报、刊一体的出版格局，又突出了报刊的“短、平、快”特色
现代以来，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大型出版机构出于商业性考虑，重视图书、报纸、期刊等不同类型出版物的互动与互补，在出版机构内部初步形成了书、报、刊一体的出版格局，既为自身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又在客观上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事业延续了中国现代出版书、报、刊一体的出版格局，同样重视各种类型的出版物在革命政策、方针宣传和活跃军民精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大量不同开本、不同形式、不同容量的出版物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得以出版。这些出版物不仅生动地记录了革命根据地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辉煌业绩和巨大牺牲，为后人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许多出版物更是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中国新闻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图书、报刊甚至传单、标语等印刷品在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大量出现，使根据地出版物的有效利用度大大提高，为配合根据地乃至全国的军事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报刊等出版物出版周期短、印量大，便于流传，真正体现了“短、平、快”的优势，对于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反映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斗争状况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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