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校园生活中斯托凯恶作剧的机灵与其日后在殖民地战场上的机智并置，说明学校训练正是为日后殖民地开拓工作所作的准备，具有明显的说教意义。
但是，同样是为了帝国，英国传统公学小说却与《斯托凯与其同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正统的公学教育为了帝国殖民主义事业的需要而讲究循规蹈矩，用板球运动、楼舍间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荣誉感、强悍气质、公正态度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一种理想的帝国主义态度。吉卜林的作品中也常有理想化帝国主义色彩，但是他在印度度过的“艰辛七年”使他对殖民地社会的现实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在他看来，大英帝国当时正面临着种种潜在的危机。正统的公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物很难应付殖民地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对青少年的教育中需要的不是僵化的规则和条条框框和“公正”、“男子汉气质”、“道德感”等高尚的口号，而是实践经验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小说集卷首诗说得也很清楚：学校里真正的智者应该教学生们常识性的、实践性的东西，这比纯粹的书本知识更好。（Kipling 1987：5）其实吉卜林一直重视实践经验的教育。比如在其早期小说《抛弃》（收录于《山中的平凡故事》）-开头，他就以教训的口吻说得很清楚：保护性教育体系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应该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吃点苦头，磨炼意志和本领，才能成长为真正的有用之才。（Kipling 1994b：15-16）故事中的那个年轻少尉，自小受保护性教育体系培养，各门功课都很优秀，人们也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但他来印度后一接触现实便处处不适应，最后自杀而死。显然，吉卜林想说明实践能力比条条框框更为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托凯与其同党》，我们就会发现，斯托凯等人正是吉卜林心目中理想的帝国捍卫者。他们在各种恶作剧中培养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灯奴》中斯托凯在校园恶作剧中表现出来的智慧，使其日后在殖民战争中大显身手。在《灯奴》的续篇中斯托凯在印度战场上用几乎与当初在校园恶作剧中一模一样的手段克敌制胜，击败了数倍于己的土著强敌。再延伸一点，我们可以说，斯托凯等三人就是吉卜林早期作品中的那三个著名士兵：穆尔凡尼、李洛伊和奥塞里斯。在吉卜林眼里，他们是理想的军人和大英帝国捍卫者。他们粗野鄙俗，但又都坚毅乐观，在殖民地战斗中与斯托凯等人在校园中一样，往往表现出一种恶作剧似的机智。《攻占砻登奔》中围剿缅甸“土匪”的行动便是一例。穆尔凡尼先抓住了一名土匪，迫使他交代出同伙的藏身地。夜幕降临时，穆尔凡尼和同伴们脱光衣服，涉过小河，光着身子奇袭并攻占了砻登奔，剿灭了土匪。《攻占砻登奔》和《灯奴》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浪漫的殖民主义颂歌，带着种校园恶作剧式的轻松和游戏心态，也是吉卜林教育理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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