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峰，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2003年6月，于湘潭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7月，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08年3月，赴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访问，2013年10月，赴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在《政治与法律》、《行政法学研究》、《浙江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合著），参编教材1部。主持广东省201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项目1项。2014年9月，获第5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

　　《我国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与国家监督》一书是探讨国家与教育关系的专著。论文以法学的视角，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层面全面论述我国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与国家监督权的关系。认为三个层面应该做到立法中法律保留的明晰、府学关系的法治化与尊重学术自由下的有为的司法审查，这才是我国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与国家监督权应有的关系。

　　二、高校事项法律保留的范围
　　大学自治与国家立法权间，应该是宪法层次的分权关系，不是法律层次的授权关系。申言之，大学自治既然是为学术自由与学习自由而存在的制度性权利，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类似于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学不必然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可以类比的是，地方自治团体可以在法律没有事先授权的情形下订立自治法规，规范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此时，地方自治法规相当于法律保留原则的“法律”，而不必以国家（中央）的法律为依据或媒介。
　　将高校事项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与一般的社会生活不同的是，它必须尊重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与地方自治面对法律保留的情况类似。如果无视或忽略，都会导致大学自治的内涵被彻底架空，大学自治从此名存实亡。对于地方自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50号理由书认为：“所谓核心领域之侵害，指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团体自主权之本质内容，致地方自治团体之制度保障虚有化．”
　　从地方自治核心领域的界定来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裁判中曾提出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扣除法，即若将某一事项从地方自治团体肩负之任务中扣除，则地方自治将完全被掏空，那么该事项即属地方自治的核心领域；二是历史法，即某一事务能否归属地方自治之核心领域，应视其在历史上的发展以及呈现的形式加以确定。不过，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的这两种判断标准，受到’学者批评。因为扣除法纯粹只是在地方自治团体肩负之任务数量上大作文章；而历史法将使地方自治团体所肩负之新兴事务（例如环保事务），因为缺乏历史意义而被排除于地方自治的核心领域之外。
　　宪法保障的自治领域，如大学自治和地方自治，纵然不免于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但也应局限于非自治事务的细致部分，而应对自治目标与自治事项的主要部分作纲要性或概括性的规定。如果不给自治权留下空间，自治就会名存实亡。
　　讨论大学自治的核心问题，让我们的思路又返回到大学自治内涵的讨论。其实，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提及几个主要国家的大学自治，它们共通的是，大学自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人事权，财政权，组织权，招生权，科研自主权，课程自主和学业、学术评量权（学位授予和教师职称评定），学校规则制定权，校园秩序管理权等。台湾学者认为，大学属于自治行政的一种，而自治行政是指“特定公法组织体，于国家赋予之法定权限内，透过特定利害关系人之参与，自行负责，以处理与该组织体相关之公法事务。”自治行政的内涵中有要素：法律形式要素、参与要素、自行负责和固有事项四个要素。固有事项是自治主体自行负责的核心领域。固有事项的性质和范围依据自治行政主体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但是固有事项都与自治主体和特定利害关系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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