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出戏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画面来看，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思恢复中原的大好河山，尽管两朝皇帝都做了俘虏，然而，此一教训，仍未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略为清醒，他们继续谋求“王业之偏安”。
据史载，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终焉之志。于是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第，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这班寄生虫的安乐窝。华丽的楼台、靡曼的歌舞、妖艳的游女、吞刀吐火的各色杂耍、春药春画的流行、红莲妓女与宝树天花的僧家，这“金碧山峦，丹青水涯”、“画栋干云，雕檐截霞”的表面“繁华富庶”的背后，便是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苟且偷安与社会风气的腐朽堕落。因此，剧作家在“下场诗”里，借用宋代诗人林升《题临安邸》中的“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作结，一个“熏”字，将这些寄生虫的醉生梦死之态，把西湖上的“游人”陶醉沉湎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醉生梦死之徒，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竞把杭州当成了汴州！昔日汴京城内，巨宅别墅、秦楼楚馆，歌舞无虚日，终至朝廷倾覆，歌儿舞女、金银珠玉，尽入金人的囊中。今日南渡的富贵之家，歌舞湖山，乐不思蜀，正蹈汴京陷落的覆辙而不知，岂不可悲。本出戏正是通过白元钧、龙骧、胡连等人游湖时的所见所闻，表现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人物形象刻画与性格塑造方面来看，本出戏主要刻画了胡连这一贵族公子的性格特点。他“作事从来倒颠，面上有些墨气，肚里白得周全”，是个不学无术、玩世不恭、无才无德而又冥顽不化的呆公子。
他“肋梢从幼空缺，黑心占了半边。读书牵鬼上剑，饮酒车水灌田。作文只是七股，吟诗偏爱八言。不记诗云子日，略晓掷色猜拳。”既无才气，又无韬略，胸无点墨，是个无知愚蠢的庸才。他读书诵经、作文吟诗，样样不能，而饮酒猜拳、吃喝嫖赌，却样样在行。这样“一个风流公子”、混世魔王，竞能狐假虎威，“克得军粮几贯”。由此可见他所挥霍的经济来源，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基础之上的。而这样一个只知吃喝玩乐之徒，竟然还“一向有些悭吝。只要吃别人的东道，自己不肯打破半个铜钱”。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贪婪而又悭吝。正因为他具有“黑心占了半边”而又贪婪悭吝、愚蠢无知、心地不善的恶劣本质和个性特点，这就为第九出“闹钗”埋下了伏笔。
从社会效果来看，本出戏在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耻反动本质的同时，过多地使用了淫词秽语，低级庸俗，而且作者似乎是以“得风流处且风流”的态度，以欣赏的口气描写这些春药春画的。这既表现了作者作为封建文人庸俗的低级趣味，同时也表现出当时临安城中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以及他们的欣赏层次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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