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祥。据传他作词“未尝着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以抒发性情为主，其中多为爱国激情的真率流露，《六州歌头》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词乐上讲，《六州歌头》乐调本来就音韵铿锵、感情激越，全词主要以三字短句构成，长短相间，语促气迫，如珠走盘，音韵泠泠，气势磅礴，作者用来抒发报国之情，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张孝祥的这类长调词，几乎篇篇都是感情充沛，词意浩瀚，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这种词风跟北宋词人苏轼很相似，他的某些篇章，也达到了苏词的境界。如他过洞庭湖时所作的那首《念奴娇》，即被誉为是堪与苏轼的赤壁怀古词相媲美的佳构。词写船过洞庭，描绘中秋将近之时，月下洞庭三万六干顷水乡美景。可贵的是，作者面对如此的人间美景，并没有作逍遥闲游，而是由河山的壮美，激起强烈的爱国之情。词人心在江湖，“稳泛沧浪空阔”，但面对朗朗明月，深感“表里俱澄澈”，更自觉“肝胆皆冰雪”，无一丝一毫私心杂念，有的只是一颗爱国心！所以才（会）“扣舷独啸”，才激发“尽挹西江、细斟北斗”的满怀豪情！与苏轼的中秋词相比，虽然不如苏词那般飘逸，但意境的阔远却毫不逊色。只是苏词重在人生的思考，末尾不免消极出世，此词则意在抒发报国之心，整首词便一气贯穿，词情激昂，虽有感叹，但始终含有一种刚直之气。
张元干。其人一身正气，曾亲自参与抗金战斗，其词爱国热情异乎寻常地炽热和真挚。“靖康之难”十年后，高宗决定与金媾和，抗金功臣李纲上书反对，因言辞激烈被罢黜。张元干深感偷安可耻，十分愤怒，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相赠。词借昭君和亲事，谴责朝廷向金人屈膝求和。在“扫尽浮云风不定”的政治局势当中，诗人慨叹士气衰落，怅望关河，只能独于月夜起舞，身倚高寒，愁生故国，那气吞骄虏的激情，誓斩楼兰的气概，酣畅淋漓地体现出词人抗敌复国的雄心壮志。虽然末尾转入沉郁，却仍让我们在寂静中听到了不屈的呐喊。在另一首送给胡铨的词中，张元干也抒发了同样的爱国赤诚。绍兴十二年，胡铨因反对与金议和，得罪权相秦桧被除名，编管新州。当时士人因迫于秦桧权势，无人敢出面说话，无人敢为之送行。张元干却大胆地以《贺新郎》一首相送。全词毫无别离之际儿曹恩怨之态，而是陈述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大好河山丧于敌国，九地黄流乱注；无数同胞沦陷异域，万落干村中野狐狡兔聚集；南宋统治者却一副“天意从来高难问”的姿态，无意收复失地，一振国威，更有甚者，抗战志士还受到迫害。全词感情激越，意态洋洋，既见爱国之情，更透怀才不遇之慨。
李清照。在众多的爱国作家中，李清照是较为特殊的一位，她从小受父母影响，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前期生活较为安定，诗词主要反映其感情生活，风格婉约，清新流畅，如《如梦令》词，描绘藕花深处的归舟和滩头惊飞的鸥鹭，活泼而富有生趣。靖康国难，她不得不举家南渡，丈夫于途中病逝，她只能孤身一人在江南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身经国破家亡之痛，使她后半生的诗词风格发生了巨变，充满了高昂的斗志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她留下来的诗虽然很少，但其中所饱含的爱国激情却是喷薄而出。在那首著名的五绝《乌江》中，她以历史上项羽兵败乌江，犹能捍卫尊严而不愿再过江东的事实，与南宋小朝廷的一味屈膝苟安进行对照，加以辛辣的讽刺，感情沉重，思想深邃，让我们不得不惊叹这位女作家豪迈的大丈夫气概！
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是主张“词别是一家”的。按照她的理解，词应该是形式精美的抒情诗，但是，血的事实改变了她对词的理解。在晚期的词作中，她更多地将满腔的怨愤和孤寂寄之于词，控诉国家动乱给她的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这些作品，虽然以个人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却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出离乱中下层百姓共同的悲惨命运，从而使词情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永遇乐》“落日熔金”一词，以上片写今，下片忆昔，两相对照，形成鲜明对比。词人通过亲身的感受，摄取典型片段，反映那个时代百姓们普遍的呻吟之声、控诉之声。此词除内容深刻外，词在形式上也十分精美：词中利用变动的语气来强化声情：忆昔时，句句肯定，抚今时，连连疑问，往日印象的清晰，与眼前现实的迷茫，形成很好的对比，一个迟暮昏乱的孤寂老妇形象便透纸而出。她的另一首《声声慢》词里，更是以奇见胜，开头连用十四个叠字，而这十四字都发音短促，读起来哽哽咽咽，如泣如诉，大增悲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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