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金庸的成功，对于世纪末中国的文坛和学界，都是个极大的刺激。所谓雅俗之争、所谓大小传统之别、所谓高等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由于《笑傲江湖》等小说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在上述三对概念中，“雅俗”的历史无疑最为久远，边界也最为模糊。选择相对含混的“雅俗”作为论述的主线，缘于金庸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迷恋，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谈论武侠小说在本世纪的命运，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或者工业文明的横扫千军，还必须将“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虑在内。
时至今日，称金庸的贡献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不难被学界认可。难以说清的是，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若是后者，则敢问“路在何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追问金庸是否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格，或者设想武侠小说到底还能走多远，主要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从另一侧面理解这一小说类型的潜力，并进而破译金庸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谈论本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衰，无法绕开其与“新文学家”的尖锐对立。金庸自然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金庸不满足于自坚营垒，而是主动出击，对新文学家的选择颇多微词。因而，本文的写作，不能不时时回应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对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的严厉指责。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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