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论探源》：
叶燮简要回顾了汉魏至宋代的诗歌史，在这个正变盛衰互为循环的进程中，盛唐诗人以及韩愈、苏轼都是以变启盛。他对韩愈、苏轼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一大变也，而盛极矣。”叶氏以诗歌之变为标准，来确立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也就足以说明了叶氏是把“变”作为其理论的重要基点的。
叶燮论诗，既重规律探寻，也注意实践研究。比如，对于杜甫的诗作，叶氏认为上述的诗论即这一循环规律却并不适用。叶氏经过对于诗人与诗作的审理，认为杜甫可与《诗经》比肩：“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杜甫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杜氏是诗歌的“集大成”者，与《诗经》地位一般。作为源，《诗经》不能衰；作为“包源流、综正变”者，杜甫就更不能衰了。这可视作叶氏为自己的主变论所另下的一个注脚。
叶燮把《诗经》以后诗歌的正变盛衰与时代政治区分开，认为由正而衰，由变启盛，这样就把变与盛联系了起来，肯定了变的正面价值，从而在价值论的层次上否定了崇正排变的因袭传统的诗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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