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辰翁文学评点寻绎》:
《南华经》卷六《胠箧第十》“故尝试论之世俗,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句上,刘辰翁批云:“起语突兀,本是小说家,充拓变态,至不可破。他人著书证以数语已不啻。其妙在三反四覆,驰骤之极,卒归于道德之意,虽尽人间情伪,终以设喻,此其不可执着者。谓其愤疾,直浅浅者也。”
《班马异同评》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刘辰翁散文评点的一个重要领地,在所有他评点的散文中,此书的评语最多,但他却极少从史事的真伪、史料的考证、撰史的体例、史学思想等方面入手进行评价,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判。例如:
《班马异同评》卷五《留侯世家》,刘辰翁批云:“将极言有鬼神,却从无鬼神说,满纸奇怪,亦不得不尔,引而归之天,正郑重。及论其形貌,亦爽然自失,言笑有情,却不郑重,极闲散。”
《班马异同评》卷一《项籍》鸿门宴一节,刘辰翁批云:“叙楚汉会鸿门宴事,历历目睹,去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
《班马异同评》卷二《高祖本纪》,刘辰翁批云:“《汉书》劝羽攻荥阳,汉王患之,较直;《史记》再出‘绝食’,愈窘,不是重出。《汉书》说‘食尽降楚’,是看得此时项王左右皆为汉金所饵,故呼‘万岁之城东观’。暮夜夹击者,为子长叙事磊落不可及处。”
《班马异同评》卷九《魏豹彭越传》,刘辰翁批云:“此赞曲折,语意甚奇,能言豪杰中事,取于众人所不取,亦其所遇素意如此。”
由此可见,刘辰翁对《班马异同》的批点,与其本人的历史观点和态度毫无联系,他所关注的是两书写作与艺术上的特点、成就以及不足。
如《班马异同评》卷十一《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传》评蒯通之事,刘辰翁批云:“观其言武陟已去,蒯通又来,此岂可以常法拘?其中有成安、广武,又有说龙且者,随事随笔,跋涉愈多,岂不能别为《蒯通传》?《汉书》移此于彼,儿童之见也。”《史记》叙述蒯通之事附于《张耳陈余传》中,这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要求,自然引发出许多英雄人物,《史记》作者这样处理是成功的艺术安排,而《汉书》则拘于史家之“常法”单独为蒯通立传,刘辰翁认为他不懂艺术创作,优秀的作品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因此,他讥讽《汉书》的做法为“儿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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