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讲，近代知识论是“此时”的产物，处于继承过去、确立“现在”的时代潮流中。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论而言，近代中国知识论具有这样的特征：强调知识的实践性质，重视知与行、实践、革命的结合；四书五经不再是关注的焦点，“西学”的价值提升为核心话题；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实验、教学做合一作为知识获得的方式得到重视。这种知识论决定了近代教学政策教学内容“现代”与“传统”的不同。
从空间上讲；近代知识论是“此地”的产物，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有人概括中西方知识论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承认知识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即来源于生活。二是都承认知识是教学的物质材料，舍弃知识的教学是不存在的。三是都承认知识论对教学政策具有审议作用，即有什么样的知识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政策。有人概括中西方知识论的差异性表现在：（1）中西方知识本质论方面有差异。西方教育家大多强调知识是主体认识与客体世界的符合，是个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重视认识对事物、现象的接近以及人对物质世界奥秘的探索。而中国教育家则将视线指向内心，知识亦指内在心性的审视，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吾心便是宇宙”；一切无须外求，关键要守住“本心”。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而中国文化的内倾精神则不积极鼓励人们去对外在世界寻求了解。（2）中西方知识价值论方面有差异。西方教育家比较关心知识的个体价值，强调知识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他们往往从个体潜能的和谐发展来论述知识的作用。我国传统文化视个人为群体的一员，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知识的学习对于个人发展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则是服务社会。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均有过反知识价值的历史时期，看到了知识于个人、于社会的消极作用。（3）中西方知识认识论方面有差异。尽管中西方教育家对于知识的来源与获得均有先天与后天、生知与学知、先验与经验的对立与争论，但也有所不同，如西方的先验论往往与理念、神启相联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把知识的来源归结为某种异己的存在。而中国的先验论（生知说）则往往与人性观相联系，如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与人性善相关，荀子的“渐”“积”说与人性恶相关。同样是经验论，西方强调对个体关于外部世界经验的概括、分析，思辨色彩很浓，而我国则种种践履、实行，强调个人体认、感悟，它不是西方式的分析，而是东方式的混沌、贯通，是一种整体把握。中西方知识论的异同决定了近代教学政策在教学内容方面既要吸纳西方先进的东西，又要具有中国气质。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