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
一
城市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带来了全世界范围内高度的城市化。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80%左右。
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保障。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低，都有很大比例进城人口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无能力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表现出来的就是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
欧美日与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整齐鲜明的对比，根本原因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欧美日是老牌的发达国家，人均GDP远高于亚非拉国家，产业也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因此，欧美日国家能为进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少数进城失败者，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救济。而亚非拉国家，产业附加值低，城市只有有限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大量进城人口无法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进城却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与较高收入的人口就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甚至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贫民窟。
这样一种只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的城市化效果，几乎是一条铁律。
二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很接近，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小农经济，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土地制度安排保证了建设用地“涨价归公”；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已由过去的剥削性结构变成了保护性结构。理解这三个基本制度，就可以理解中国城市化与一般国家城市化相当不同的原因。
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当农民进城失败而不得不落入贫民窟时，他们可以选择返乡。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或者说，相对于贫民窟生活，返乡是不错的选择。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媒体乃至学界习惯于将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比较的对象应是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人口规模与中国接近的印度。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其原因恰是上面三条广受批评的独特制度安排。主流经济学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要向欧美日学习，与欧美日不同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具体可归纳为，用资本下乡来消灭小农经济，用土地私有化来结束家庭联产承包的集体所有制；废除户籍制度以消灭城乡二元结构。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看，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远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中原因可能正是受惠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并非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负担与累赘，而是制度红利。正是这些被广泛诟病的制度安排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稳定器，为利益调整提供了弹性空间，为国家政策提供了优选可能。若我们可以真正进入中国国情，真正做深入的国际比较，应当不难得出这个制度红利的结论来。
与一般认识不同，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充分利用制度红利，应当同时驱动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科技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即本书所说“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当前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仅媒体和学界存在误读，政策部门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当前政府似乎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正将已经产生中国奇迹的制度红利弃之不顾，而盲目学习欧美日的经验，这种学习缺少时空限定，越来越被概念甚至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我们开始忘记了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中国成功的基础及发展的条件。
三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问题是，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除冷战背景下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崛起以外，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一直在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进入21世纪，中国越来越接近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了。这个时候来总结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不只是可以丰富发展经济学、丰富现代化理论，而且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指明方向。
本书拟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提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及其建议。第一章与第二章会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基础和可以选择的道路，第三章力图回答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为什么”，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需要警惕的一些激进观点和政策，第五章试图提出认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模式的中层理论，第六章是我近些年来发表的自以为还不过时的调查评论文章，第七章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解读。希望本书有助于学界与政策部门在发展战略上更加深入地讨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没有发展战略的清醒，没有道路上的清晰，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就容易误入歧途。
让人忧虑的是，目前中国城市化道路似乎正被误导，正在误入歧途中。
……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城市化的实质是加快资本向城市的集中和风险在城市的同步累积。前者的收益一般被资本集团占有，而后者的代价则势必向全社会转嫁。很多城市化率超过70%的发展中国家摔进了发展陷阱而难以自拔，主要原因是在没有形成产业竞争力之前，就毁掉了能够承载危机代价、使国家实现软着陆的乡土社会。由此看，本书作者是在寻找一条防止中国跌入发展陷阱的道路。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就没有资格谈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贺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在他多年调研，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上，发出的一种不同于主流学者，但却充满真知灼见的声音。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主任
贺雪峰是中国乡村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通过长期调查、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乡村变迁和城市化道路的重要成果，为探索和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道路做出了独特贡献。贺雪峰关于小农经济、土地制度和城乡关系的论述，是对有关当代中国改革道路的激烈争论的积极介入。他的声音理应获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实和前途的人的认真倾听和思考。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帕西奥利奖”首位获奖的中国学者
“城市化”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词。的确，在中国从目前的中等收入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过程中，城市化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城市化？好的城市化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但坏的城市化也可以促成一个国家早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要进行，但必须想清楚。
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并不大，但它承载了多年来他在这方面的实地观察、思考和理论总结。我的感觉是，贺教授在书中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放弃新自由主义和GDP主义，而要找到一条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对关切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人们来书，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精品。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