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祖重用皇族与巩固君权
武德年间，高祖通过重用皇族、提高皇族地位以巩固君权。高祖对窦后所生且年长的三位皇子（建成、世民、元吉）委以重任，希望诸皇子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以早日实现王朝的统一大业，巩固初生的李唐政权。此阶段，君权的提高有赖于皇族整体的强大，而皇族成员实力的增强亦有助于君权的巩固。但是，这势必造成皇子政治野心的膨胀．并因此削弱，甚至剥夺君主权力，玄武门之变的爆发及其结果就是很好的说明。
本章通过分析武德年间储位之争的原因、过程，讨论高祖对储位之争的预防措施及其效果，探究李世民成功夺权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高祖朝君权与皇族地位的状况，透视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特点。
第一节 武德储位之争的缘起
关于武德年间的储位之争，王夫之认为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是因“上梁不正下梁歪”所致，“唐高祖之守太原，纵酒纳贿以自秽，宫人私侍，而尝试生死以殉其嗜欲”。既然李渊为自己的子女做了不太好的榜样，“则秦王矫举以奋兴，一唯其才之可以大有为，而驰骋侠烈之气，荡其天性，固无名义之可系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开国之休，使逊心以听高祖之命，其可得乎？”高祖不能以身作则，身边的亲信又都是一些“行险徼幸若裴寂之流”，于是“东宫天策士各以所知遇为私人，目不睹慈懿之士，耳不闻孝友之言，导以争狺而亟夺其侧隐，高祖若木偶之尸位于上，而无可如何，诚哉其无可如何也！”正所谓“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
王夫之将武德年间手足相残的责任全部推到高祖身上，未免有失公允。毕竟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无人可以阻止，更何况李建成、李世民为储位而争，也是在其位谋其事。对此，岑仲勉指出，“建成虽屡次临戎，而勋业远非太宗之比，储位之危，实为父者有以启之”。岑先生从君主力图保证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指出专制社会中储位争斗的普遍性，‘‘原夫专制君主，无不欲万叶永基，然因此一念，遂生矛盾”。”此论颇有见地。显然，岑先生并没有讽刺唐高祖昏聩之意，他对武德年间的权力斗争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在这一点上，王素与邵干才有些误会岑先生了。在《玄武门之变真相》一文中，他们引用岑先生的原话，认为岑先生要表达的意思是“此类兄弟争斗，为父者难辞其咎，与旧史谓高祖昏聩不善处，可称异曲同工”。
虽然储位争夺在专制社会相当普遍，但不同时期的储位之争亦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引发武德年间储位之争的根本原因是，因形势需要，高祖必须重用李唐皇族成员，至于精明强干的李世民则更是高祖高度倚重的对象。随着李世民实力的壮大，他的政治野心也在加速膨胀，对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乃至高祖的皇位产生觊觎之心，由此引发的储位争端最终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解决。这种因客观环境限制以及皇子主观上对最高权力的觊觎之心而引发的储位争端是高祖无法制止和控制的，尽管高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依然无法避免兄弟相残的惨剧发生。至于高祖为何要重用李唐皇族，则有必要进入武德年间的政治局势，方能获得“同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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