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库·儒学书系·直道而行：孟子和荀子》：
君权之来源：“天与之”与“人与之”
天怎样把权授予国君呢？孟子说，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别人，而只能向天推荐自己认为是适合继承天子之位的人，同时被推荐的人还必须得到民意的认可，然后这人才能继承天子之位。所以说天子的职权是“天与之，人与之”。比如尧舜之间君位的变动，就不是“尧以天下与舜”，因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尧把天子之位让给舜，必须符合天意，所以是“天与之”。但是，天不说话，怎么才能知道是否符合天意呢？于是孟子提出他的理论，天意是“以行与事示之”。孟子认为，天子可以推荐继承人给天，这里传说中的尧舜禅让被他引为典型。孟子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所以天位的授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是“天与之”，另一方面还要有“人与之”。“天与之”表现在“使之主祭而神享之”，“人与之”则表现在“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然而前一个标准多少是空洞的，这里孟子对天上的事物作出了地上的解释，他引《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赵岐注：“言天之视听，从人所欲也。”可见这两条标准之中的“天与之”，归根到底还是由“人与之”来决定的。
天命之退出与民意之凸显
孟子在强调民意的重要性时，有的地方还保留了上帝的地位，另一些地方，却完全排斥天意而只讲民意。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意即只有得到民众拥护的人才能当天子，这里已经看不见上帝的影子了。这也表现在孟子对待“齐人伐燕”得胜之后，是否吞并燕国的态度上。齐宣王认为，如果不吞并燕国就会有“天殃”（即因违反天意而受到惩罚）。孟子反对这种态度，他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把是否吞并燕国的问题归之于要看燕国的老百姓是否乐意而定。这里孟子以民意否定了齐宣王所说的天意。
这种强调民意重要性的思想，是有其历史发展根源的。在原始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现象不能正确认识，就产生了天命思想。早先天人之间的关系是由巫来沟通的。巫用跳舞来降神。《说文解字》解释“巫”说：“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天命思想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地上的君主被认为是天（即上帝）的儿子，代表上帝的意志来统治地上的人民。周灭商以后，周人为了弥补天命思想的漏洞，就提出了“德”的观念。周人认为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不敬德，而周之所以战胜商，是因为敬德。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口号。这时产生了“天命靡常”的命题，其内容包括天有赏善罚恶的思想，善恶取决于人的行为，天的行为（赏罚）又取决于人的行为（善恶），故而“天命靡常”。人的命运和天的命令都不是前定的。这实际上是在天的面前大大提高了人的作用和地位。这一论题代表着天命思想的一大变化。在《周易》中已经有了民意可以转变天意的思想。春秋时代，隋国季梁谏隋侯勿追楚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宋司马子鱼也说过：“民，神之主也。”这里所说的民与神的关系，把旧的天人关系颠倒过来了。季梁、司马子鱼都肯定人民是主要的，天神是次要的。当时还出现了否定祸福由天定的思想，成为进步思潮。如鲁国的闵子骞说过“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强调了人为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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