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义、道德
在古代，定位的要求是通过礼义来体现。荀子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人何以能群？日：分。分何以能行？日：义”。礼是规定人们社会关系的制度、规范；礼的作用就在于给人们划分出贫、富、贵、贱之等，为每一个人定位，从而建立起社会的秩序。“礼之用，和为贵。”不仅是说制定礼的目的和精神是以和为贵，而且也是说礼的功能就是给每一个人定位，以建立起和的秩序。义是指道德要求。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的功能就是教人自觉遵守礼的规范。分就是靠礼来规定，靠义来维持。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古代作为人们社会政治规范的礼，总体上已失去其意义，让位于法制（只在礼仪的意义上，还保留其一定的意义，对这点本文不拟涉及），而道德则仍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法制与道德来维系。
社会总体的和，对于处在不同关系中不同地位的个人，有不同的要求。“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立因素的和，不是单方面地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而是对两方面同时提出要求，对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为了达到总体的和，每一个人必须自觉认识自己在特定地位上应尽的义务，遵守应守的道德规范，也就是各遵其道。中国传统道德对于这一点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适用于一切社会成员的普遍的道德要求之外，还对不同关系下不同地位的人们制定了不同的道德规范，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等等。这样各遵其道，阴阳合德，才能达到和的目标。
传统道德的这种精神，在古代的发展中有其变化。等级制度的根本特点，是人对人的服从。反映到道德上，随着等级制的成熟、发展，上述双向的要求就愈来愈演变成为单向的服从。先秦儒家在君臣关系上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以谏、争、辅、拂之臣为“国君之宝”。可是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就提出了“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的思想，要求对君父的绝对服从。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就逐渐形成了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些思想所维护的是等级制的稳定，从根本上说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各遵其道的思想原则仍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一原则在现代生活中也已经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我们在军民关系上，对军队要求拥政爱民，对地方、百姓要求拥军优属；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对批评者是鼓励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受批评者则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提出“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师生关系中，要求学生尊师，要求教师爱生；处理民族关系，对汉族主要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则重点强调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等等。都是针对双方的不同地位提出不同的要求，体现着各遵其道的原则，也就对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应该总结这些经验，加以推广和发展，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比如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总的原则是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求三者的统一。而为了达到这种统一，在实际生活中，对这三个方面的要求也要有所侧重。从个人方面说，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提倡奉献精神；从领导方面说，在政策制定和实际工作中则要强调关心群众生活，保证群众人个物质利益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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