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我的摇篮感谢苍天厚爱，让我在朔风凛冽，早冬飘雪的季节来到世间。我对自己的故乡和时令，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依恋。虽然从我记事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十几年中，饱尝的是家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辛酸、民族的灾难和家庭的屈辱，但今天回忆起来，哈尔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更多的是美好的时光。我记忆中的哈尔滨是一座情调迥异、充满诗境的畸形城市。道里、南岗和马家沟是半俄罗斯化的三个住宅区和商业区。街上来往的是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到处响彻的是带“尔”声的俄罗斯语言，甚至连中国小商小贩也都能说上几句不伦不类的俄语。雪花雾凇、白云晚霞、起伏的街道、绿荫的院落、满街的花香、浩浩荡荡的江水、傍晚远飞的雁群、节日教堂的钟声、俏丽多姿的建筑物，特别是憨厚勤劳的居民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我的人生意识与审美观念。1926年我在这里出生，1933年进人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读了十年书。同学中有很多不同民族的孩子——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朝鲜人、中国人等等，以俄罗斯人居多。大家通用的语言是俄语。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讲课。他们教的英语都带有浓重的俄罗斯腔调，真正的英国人听起来直晃脑袋。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放学回家常常痛哭，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话，经过几年的磨炼才慢慢熟悉了俄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与艺术。我非常感谢语文老师，他们讲授的主要是俄罗斯19世纪作品。作品中充满对农奴制的反抗，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弱者的关爱，对民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语文老师授课时，总是声情并茂，把小说中的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如同亲身感受，我们被老师那磁性的声音深深地感染着。我们的教务主任戈雷佐夫（笔名阿恰伊尔）是当地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发起组织的“丘拉耶夫卡”文学会，在俄罗斯侨民当中颇有影响。文学会团结了一批文学爱好者，组织各种活动，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有的语文老师就是那个文学会的成员。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俄罗斯文学艺术拷问人生的重大课题，但小说中的故事，诗歌中的音乐旋律，绘画中的感人场面，却把我带进一个梦幻的世界。与外国同学交往、聊天、拌嘴——用的都是俄语，俄语成了我母语之外最常用的语言。俄语沟通了我和外国孩子们的关系，促进了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从小我就感受到语言的力量，可惜那时年龄太小，不知道用功，没有真正的注意俄文的词义、语句、文法和变格等。以至到了成年，工作需用俄语时，常常出现用词不当，变格不对的缺陷，悔恨学生时代荒废了不少光阴。俄罗斯是个爱读书的民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哈尔滨凡是俄罗斯侨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有私营图书馆和旧书铺。书铺一般规模不大，有的只是一两个房间，从地板到天棚，书架上上下下摆满旧书。除了小书铺之外，在南岗秋林公司下坎处，有几栋楼房的大门洞，也被贩卖旧书的人所占据。他们在门洞左右两侧摆上一些简易的柜子，柜子上有护板，白天将护板卸下，晚上收工时再把护板装上，加上铁锁。那时，我常到那些小书铺或门洞书店去转悠。记得我看中了一本很厚的油画画册，爱不释手，又买不起。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心疼儿子，给了我钱，让我买了回来。那是我少年时代花钱买过的最贵的一部书，可惜在社会大变动中没有保留下来，但书中的有些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还买过一本当地俄罗斯画家洛巴诺夫的铅笔画集，画集中收有十几幅哈尔滨风景，有《霁虹桥》《圣索菲亚大教堂》《火车站》等。每幅画页衬着一张透明的薄纸，在当时来讲，这种装帧实属少见。我还买过一本日本研究俄苏文学艺术的学者升曙梦的《新露西亚文学史》，当时买它是因为喜欢书中众多俄罗斯作家画像。看到熟悉的作家肖像，或是漫画像，那么传神那么夸张，让我喜出望外。这些画册画集和插图，使我受益匪浅，我为其中的画作所感染，自己也开始动笔作画。后来，我画一些风景画和俄罗斯作家们的肖像，正是少年时的爱好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了，可是学生时代同俄罗斯文学与绘画结下的情缘，一直主宰着我的心。2000年我心中的灯我的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硬要找一点个性，那么只能说，我的母亲比较长寿，她活了102岁；我的妻子双目失明，这种悲剧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发生的；我女儿比较孝顺，为了照顾我们老两口，她放弃了国外的生活。到了古稀之年，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母亲在我生活中的地位。她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个文盲。按理说，新中国成立后，凭她的智商，我完全可以帮助她摘掉文盲的帽子，她很渴望识字读书，但那时我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没有体会到她殷切的心愿，没能满足她扫盲的要求。临终前我才知道她为不能看书而长期悔恨。她告诉我：“葬我时，在我胸口上放一本书。我是那么想识字……”我母亲的遗体虽然是和一本字典同时火化的，但我的心怎么也释放不下悔恨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深地意识到，母亲在我一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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