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鲁迅实现了对浙东重史传统的超越,即把史的范围拓展到了经学、史学以外的其他学术领域。除了《中国小说史略》以外,鲁迅早期还完成了《中国地质略论》(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的缩写)、《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编》等一系列史学著作。
在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上,鲁迅放弃了读书应试的正统路子,跨进了当时备受争议的洋务学堂。“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和排斥的”①。这种选择与其说是勇气,毋宁说是作家反正统性格使然。毫无疑问,这一选择为鲁迅接触和吸纳西方现代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
在一般人看来,鲁迅无疑是五四学人中标榜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鲁迅的思想脉络中依然清晰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血液。正像德曼在他的《文学史和文学现代性》中强调的那样,现代性存在于“扫除一切旧事物的愿望之中,希望最终达到可称之为是真正的此在(a turepresent)的境界”,然而“越是激烈地拒绝一切旧事物,就越是依赖过去”。④作为一位思想、文化、学术大家,鲁迅并没有置身于历史和传统之外,而是在时代精神感召和激励下,以反正统的勇气和精神,选择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焕发郁勃的生机,进而构建现代性启蒙思想体系。反正统无疑是鲁迅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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