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原来在一种黑格尔式的“世界史”的立场中，预设了历史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这也就是五四的“新文学”所赋予我们的宏大的历史意识。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中的落后，我们试图通过几代人的艰难的集体的奋斗和对于世界秩序的反抗而获得一种中国的历史目标的实现，这一历史目标就是中国的富强和个人的解放。我们为了这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中国一面充满了现代历史所赋予悲情和屈辱，中国在现代历史中的失败的历程使中国充满了一种“弱者”的自我意识，一种在他者限定的秩序中不断挫败，却不断抗争的悲壮的历史意识使得中国不得不将自己设定为世界秩序的反抗者。另一面我们将阶级的“弱者”意识和民族的“弱者”意识进行了缝合。中国的底层人民的反抗压迫者的“弱者”的斗争也相当程度上等同反抗世界帝国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弱者”的民族斗争，两者是一个同样的问题。这两个方向使得我们的“弱者”意识得到了强化。我们在整个“世界史”中的被动和屈辱的角色不幸地被锁定了。“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焦虑一直是我们的文化的中心主题。我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弱者”意识，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正是这两种意识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和伦理的选择。而我们在对于一种“世界史”的思考中所设定的文化想象中所试图达到的却一直没有完成。这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最大的焦虑。
但从20世纪90年代这一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期”到新世纪，新的中国的发展却完全超越了这一历史的设定和焦虑。我们发现中国当下的发展却是在两个方向上获得的：一是在对于世界秩序的参与中，二是在普通人争取财富，改变人生的努力中，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获得了百年现代史中最为清晰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在这里，现代中国所并没有历史境遇却由于空间的转变已经来临，历史超出了我们预设的途径，似乎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意外，但其实这也是“大历史”本身的转变的结果。中国历史超越了原有的“弱者”意识和“反抗”意识，获得了意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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