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的意义虽然很大，但建构意义却等于零。作者认为，《基本问题》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啡真理性”（支宇把真理性等于普遍性，非真理性等于非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崇拜笔者不敢苟同，详下），“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根本无力建构一个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无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在支宇看来，反本质主义必然等于“理论的瘫痪”和知识的“无政府主义”，等于放弃理论研究，因此，《基本问题》没有建构自己的本质论不是作者不愿而是根本不可能，“‘反本质主义’诉求早已预先剥夺了自己探寻文学‘本质’的可能性”。显然，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支宇（也包括其他的质疑者）一致认定我是反本质主义者，尽管我在文章和教材中反复且明确表白我不是反本质主义者而是建构主义者（详上），对于“反本质主义”我只是“有条件地吸收”。建构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却不是反本质的主义，不认为关于本质的言说是不可能的。建构主义自己就是一种言说本质的方式。也就是反对通过本质主义的方式言说本质。它认为一切这类的本质言说都只是众声喧哗的“意见”而不是定于一尊的“真理”。建构主义并不认为本质言说是不可能的，而是认为，那些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合法的本质言说是不合法的。
我和支宇的根本分歧在于：我不认为只有本质主义才能有资格被称作“理论”，才能谈论本质，而其他言说方式一概不能进行任何理论研究，更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建构主义认为任何理论建构都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真理，任何知识建构都受到建构者的存在境遇、视角方法以及特定时代的知识-话语型的制约，都没有无条件的普遍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知识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或“理论的瘫痪”。支宇显然仍然抱持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立场，好像只有本质主义的关于普遍、绝对真理的理论言说：才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理论，其他的全部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瘫痪”、“嘘无的文艺学”。按照支宇的逻辑，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膺本质主义，要不陷入无政府主义（反本质主义），后者等于放弃理论，等于理论的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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