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不改，最终还是要改
戊戌政变后，朝廷对任何变革的诉求，都采取高压政策，一手捂住自己耳朵，一手堵住别人嘴巴。寒蝉效应，朝野死寂，官绅士人无不视“维新变革”为敏感词汇，绝口不提。但庚子之乱的发生，一下子把堤防冲破了。许多人都把这场大灾难，归咎于朝廷拒绝变革；归咎于那些守旧大臣的腾挪捣乱。
义和拳大闹北京时，载漪在朝中推波助澜，议和时，被各国视为“祸首”之一，慈禧被迫对他夺爵、罢官、遣戍新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亦被撤销，逐出皇官。经历丧乱凋残之后，朝廷的威权江河日下，守旧大臣纷纷栽了跟斗，灰头土脸，被踢出权力中心。要求变革的声音，渐渐死灰复燃，浮上庙堂。
李鸿章上疏陈请革政；袁世凯致书两宫行在，请旨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驻日公使李盛铎也致电张之洞说：“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 张之洞与刘坤一、盛宣怀联名会奏，请求朝廷“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
事到如今，朝廷想改要改，不想改也要改。如果朝廷不主动改，日后由八国联军挟武力提出要朝廷改，就更难应付了。自从废立失败后，慈禧最怕听到的就是外国人说：你不改革你下台，让光绪皇帝来改。
于是，1901年1月29日，朝廷在西安宣布广开言路，准备变法。这份被史家称为“新政诏书”的文献，足可与戊戌年的“定国是诏”相媲美，在朝野气氛最低迷的时刻颁布，人心为之一振。诏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盖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
诏书强调，皇上和皇太后没有拒绝改革，以前镇压戊戌变法，是因为“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错不在皇太后。“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 所谓“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是要杜绝朝野继续在“新旧”、“中外”这些概念上，作没完没了的争论，造成朝野分化，而要针对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具体政要，各举所知，各抒谠见。在两个月内，上奏朝廷，由两宫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这是一个转折点，国家的明天，已不再掌握在少数枢臣懿亲手里了，地方督抚成了制定政策的主角，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都是先由地方官议拟，再由朝廷批准颁布。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在最初的一阵激动过去之后，不少官员又开始犹疑不决了。两年前说变革是要杀头的，现在真的可以变了吗？变什么？怎么变？上谕是谁的主意？是皇上的，还是皇太后的？当时西方列强提出两大条件，一是惩办祸首，二是改革政治，变法会不会仅仅是为了敷衍西方列强，为回銮铺路呢？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在距百日维新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六君子尸骨未寒，而变法的声音，竟再次从庙堂传出，而且获得了慈禧的支持。政治的翻云覆雨，莫此为甚，令人莫测奥妙。
因此，上谕传到江南时，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都觉得这个弯转得太急，乍惊乍喜，满腹疑虑，谁也不敢轻易表态，纷纷私下打听，上头究竟是什么意思。经过戊戌政变，人人成了惊弓之鸟，谁敢胡乱出头？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致电张之洞，请他起草一份复奏的大纲，供各省参考，以便大家统一口径。刘坤一甚至提议，由东南各帅联衔会奏，谁也不单独承担责任。
2月4日，张之洞致电西安，询问新政上谕是“何人所请，何人赞成”。当他得到明确的答复，“谕闻出圣意，荣（禄）相赞成” 后，其心稍安。荣禄的言论，应该可以代表慈禧的旨意了。
但过了几天，又有政坛耳语相传，行在军机章京要求各地“奏复变法，毋偏重西”。张之洞听了，这一惊非同小可，生怕匆忙复奏表错情。戊戌变法殷鉴不远，兹事体大，所以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口径一致方可。同时他又再致电在西安的军机大臣鹿传霖，打探虚实：
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原是江苏巡抚，因不赞成搞东南互保，自己率兵前往太原，以护驾有功做了军机大臣。他在复电中，否定了“毋偏重西”的说法：“小枢何人？妄骋臆谈。”他自称，变法一诏，是由他与荣禄共同建议，并得到两宫首肯的，小舅子大可放心。“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
后面这句“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把张之洞刚刚放回肚子的心，一下又提到了咽喉。不仅没有释怀，反而更加七上八下了。自新政上谕颁布，各地互相打听消息，函电交驰，纷纷藉藉。经过再三斟酌，张之洞致电刘坤一，完全赞同联衔，“变法复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刘坤一主笔起草奏稿。
他提出了九项急务：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为之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
刘坤一也认为“多联数省，较易动听”，但不肯担任主笔，他把球踢回给张之洞。各省本来就猜不透朝廷的真实用意，联衔会奏最保险了，罚不责众。于是，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漕运总督张人骏、山西巡抚岑春煊等，纷纷来电，表示愿意加入联衔会奏。
为了谁来执笔，张之洞与刘坤一你推我让，刘坤一说张之洞“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请万勿客气”，张之洞则自称“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此奏鄂断不敢主稿”。从立春推让到清明，还委决不下，朝廷要求两月内复奏的期限，转眼即过，竟至于无一省复奏。
眼见谷雨又来，慈禧开始着急了，两宫不能一直呆在西安，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回北京，否则各国必定会大兴问罪之师，甚至有可能借机要求更换执政。为了杜绝外人口实，无论如何要在返跸之前启动新政改革。
袁世凯建议：“变法中有必须急办者，不妨先行数事，不必专候回銮，务使中外士庶咸知朝廷决不顽固，决不仇洋，必可有益和局。将来回銮亦多安稳。” 也就是先做点样子，堵住外国人的嘴巴。但问题是，只要你开了个头，就不怕你不做下去。
4月21日，朝廷决定成立专门负责变法的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大臣，三位满人，三位汉人，一碗水端平。刘坤一、张之洞则遥为参预，后来再加上袁世凯。同时，朝廷要求各省各举所知，尽快单衔具奏，不要再搞联衔了。“此事予限两个月，现已过期，其未经陈奏者，着迅速汇议具奏，勿稍迟延观望。”
袁世凯首先表态退出联衔，自己单独上奏。张之洞也通知各省，取消联衔计划。他解释说，分奏也有分奏的好处，只要各省互通声气，“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见公论”。但刘坤一坚持，各省可以不联衔，他与张之洞的衔是联定了。张之洞也表示“此说正合我意”。于是商定了一个折中办法，由江、鄂两省各自先拟一稿，然后再互相参照修改补充。南京方面由张謇、汤寿潜、沈曾植三人起草初稿，而武汉方面则由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三人起草。最后由张之洞统稿，再请刘坤一修改。
这时，已是布谷声中夏令新，距朝廷颁布新政上谕，过去整整半年时间了。
冲破“两禁”
自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便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但中国能否顺利过渡到宪政国家，不仅视乎朝廷的决心与态度，更视乎是否有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
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与官场保持密切联系，暗中物色真正能够扛立宪大旗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也不断在民间进行宣传教育，利用报纸、杂志、书籍、结社等形式，开启民智。他认为，大部分官员都是不学无术的，“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他一提到民间，就难掩兴奋之情，他对朋友说，与其指望上层，不如自下而上推动改革，成效也许更着：“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论］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矣。”
舆论的开放程度，是民间社会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1896年，李鸿章访美期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中国的报纸不敢说真话，“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一个不能说真话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是健康的。并非中国的记者编辑不愿说真话，而是官府不准他们说。统治者一向以箝制言论，制造文字冤狱，作为管控社会的手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广东的《博文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慈禧太后“唇厚口大”，便招来官府的查封。《苏报》一案，更成为新政时期轰动一时的事件。但不可否认，1901年以后，言论环境是愈来愈宽松，而且宽松的幅度与速度，令人咋舌。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便针对国内的报纸杂志，无限激情地宣称：
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他认为报馆愈多愈好，报馆愈多，国家愈强；报馆绝非政府的喉舌，而应与政府立于平等地位，有报导事实真相的责任，包括议政与批评政府。他把报纸的作用，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盖因目前中国没有政党政治，更没有在野党，“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戊戌变法前，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中国的民间报业，一度十分繁兴，《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苏报》、《通学报》、《湘学新报》、《湘报》、《经世报》、《国闻报》、《格致新报》、《广智报》等五花八门的报纸，遍布各省，但变法失败后，朝廷悍然封闭维新派的一切报馆，缉拿各报主笔，报业一夜之间成了霜打的瓜秧。
不少逃亡的知识分子，在海外继续办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都是中国人在日本办的报刊。海外自由思想的新空气，通过各种管道，流入国内，令国内的知识界心驰神往。
尽管撑开每一寸的言论与思想空间，都备极艰难，但人们还是不懈地努力，像土中蚯蚓一样，拼命往前挤，硬是挤出一条路来。在广东，1900年创刊的《商务日报》，首创以小说形式写新闻，避开官方检查；1902年创办的《亚洲日报》和《开智日报》，肆无忌惮地刊登革命党的言论；1903年创办的《时敏报》，公然正面记述太平天国事件；革命党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在内地也十分畅销。
庚子之后，人心思变，皇帝亦下诏广开言路，官府要防民之口，把社会拉回到几十年前，让大家只看“宫门钞”、“辕门钞”，已不可能了。国内的书报刊数量与日俱增，《申报》、《新闻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扬子江》、《大陆》、《童子世界》及五花八门的白话报，畅销一时。1904年，仅武汉一地，就有二十几种报刊在市面发行，阅报在城市蔚然成风，甚至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记者观察：“鄂省一区自戊戌政变以来风气大开，凡士商莫不以阅报为唯一之目的。”
按梁启超的说法，报纸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所谓向导，就是引导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而这也正是专制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吏部考功司主事胡思敬说：“匹夫而轻议庙堂，此上陵下替之渐，禁令一疏，未有不肇乱者”。他宣称：“后世欲开太平之基，必廓清天下报馆，但留邸抄，以符旧制，然后国是可定，民心不摇。” 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专制官僚的心声。
幸而慈禧的头脑比胡思敬清醒，她知道“但留邸抄，以符旧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救不了中国了。1905年，光绪皇帝谕令商部拟具报律草案，妥筹办理。商部很快呈交了草案，交由巡警部酌为修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六章四十条）颁行，对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只要在“印刷总局”注册登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个月后，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针对报刊做出具体规定。
尽管两项法规中，都开列了许多高压线，诸如不得“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章国制”、“不得妄议朝政”之类的条文，禁止业者触犯，1907年8月再颁布《报馆暂行条规》（十条），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凡开设报馆者，均应向该管巡警官署呈报，俟批准后方准发行”，比原来的注册方式，有所退步，但揆诸事实，它们的出台，并非对舆论实行更严重的压迫，恰恰相反，这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反映着政府的让步而非进逼，民办报纸争得了自己的合法位置，不再是只有专录圣谕、章奏的“京报”，还有满天飞的日报、旬报、周报、画报、三日报。
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报刊业、图书出版业最活跃、最繁荣的地方。上海的报纸多不胜数，大部分集中在四马路惠福里和广西路宝安里一带，前者有《苏海汇报》、《时报》、《游戏报》、《新世界学报》、《笑报》、《选报》、《经世文潮》、《同文沪报》、《南方报》、《大陆》、《政艺通报》、《神州国光集》、《国粹学报》、《宪报》、《神州日报》、《警钟日报》、《舆论日报》等，后者有《笑林报》、《上海》、《花世界》、《风月报》、《浦东同人会报》、《阳秋报》、《官商日报》、《嫏嬛杂志》、《国魂报》、《医学报》、《国华报》、《春申报》、《天铎报》等。而在报业最负盛名的《申报》则在山东路，形成了磁铁效应，报馆都开始向山东路望平街集合，先后迁入的有《新闻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时事新报》、《启民爱国报》等，以至于望平街有了个“报馆街”的雅号。
与新闻自由有着孪生关系的是出版自由。新政以后，各地出版了大量翻译的图书，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张之洞在武汉开办湖北洋务译书局，出版了《交涉要览类编》（初集、二集、三集）、《比利时国法条论》、《亚东各国属地志略》等一大批图书。人们如饥似渴地搜罗各种新书来看。在1903年《汉口日报》上刊登的一份代售书目，开列了一百多种社科类图书，包括《日本维新三十年史》、《革命前法郎西二世纪事》、《日本现势论》、《意大利独立之精神》、《各国宪法大纲》、《宪法精理》等。
上海出版的图书，在全国影响甚大。这些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出版机构，大部分在棋盘街、福州路及麦家圈一带。据1906年的《上海华商名簿录》所载，上海有名的64个出版机构，有20家在河南路，15家在福州路，11家在山东路。
广州毗邻香港，报刊业与图书出版业一向走在全国前面。中国报业之父梁发是广东佛山高明人，他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期刊。历史上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月刊），也是在广州创刊的。广州创办的《广报》，是中国办日报的先导，与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
由于广州的出版业较为发达，不少江浙人都跑到广州办书局，双门底的点石斋、蜚英馆、同文书局、纬文书局等书店，都是江浙人开的。时务书局、时敏书局、开明书局专销从上海运来的新书，南方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滥觞地。不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著名书店，先后进驻双门底，开创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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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 梁文道
“如果大家能够超越那一种简单脸谱化的逻辑，以及教科书里那些简单的结论，而能够以开阔的胸襟，多一点认识历史，多一些反思的话，我相信，我们对世情，会多一点觉醒和警惕。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看了叶曙明这本书，觉得可以向读者推介。”
——香港中文大学 蔡子强
“叶曙明是我多年来十分关注和钦佩的作家。他低调而勤奋，是一个真正有独立立场的民间学者。……在同类题材成堆的书籍中，他的著作总是能别具一格，给我以醍醐灌顶似的启迪。”
——作家、评论家 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