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3年，英国人乔治·安森（George Anson）驾驶“百夫长”号进入广州附近域。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将这一事件视为清朝最终倾覆的远因。以此作为开篇，注定引来争议：法律上不能追索无穷尽的远因，否则会导致任何判断都显得合乎情理。但这一次不同，安森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东方国度的底牌。两百多年后，“安森法则”仍然深刻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这是一本写作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恰逢其时的晚清历史读物。书里没有曾国藩、洪秀全、林则徐、左宗棠和冯子材，也没有赛金花与瓦德西。这并非限于篇幅。一本书不能穷尽所有的话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本书绝非重复最简单的历史，而是专注于有争议、被忽略的，因此也变得有趣的细节。历史像电影，若不考究细节而专注于重复，相当于毫无意义之“翻拍”。细节越深入，越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在自己的脑海中重新“构建”历史，这是历史读物最为高级的作用。假设历史真的具有对后世的指导意义，个体经过广泛阅读后的深刻认知，较他人“贴标签”的灌输而言，对社会发展更为有利。
“拿破仑在滑铁卢输得精光，有无数的理由。但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痔疮发作，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就不能骑马去察看战况了。”美国作家理查德·扎克斯（Richard Zacks，著有《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样写道。扎克斯是本书作者要感谢的第一位作家。他从不负责讲述空洞的历史。所谓空洞，就是只告诉你“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的转折点，而不说一位德国士兵在这座城市的瓦砾中接到了家信，愤怒地咒骂老婆又和别人私奔了。只告诉你历史是有逻辑的，但从不说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细节。我个人很喜欢“一头公牛冲进了瓷器店”这个语句，公牛先生就像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怎么转身，碰倒哪些东西，造成什么伤害，什么残留，在其进店之前都无法预料。这件事最终提供的清单并不有趣，有趣的是那些灿烂的动作。至于瓷器，我没有说是China。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亨特·汤普森（Hunter hompson）是其次要致敬的作者。准确地说，他们是记者兼作家，不甘“客观”地报道新闻，于是撰稿时打破事实与意见的藩篱，大量加入极其主观的评论与感慨。汤普森极尽嬉笑怒骂之能，并于1971年称自己的新闻是“gonzo journalism”。“gonzo”是美国俚语，相当于中文的“神经兮兮”。
晚清时期，普通老百姓参与推翻政权，大多身死族灭。而手握“天命”的皇族最终从这场比赛中失败退出，也只是和平逊位，未付出流血的代价。同历史上许多时代一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情况比比皆是。参与抗清的夏完淳还存有诗集、绝命书，通常意义上这些东西都是无法保留的。清朝的历史细节，有些比我们想象的更疯狂，有些则更冷静。如何才是客观或真实？
一方面，本书不乐于重复已经被公认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会迎合明显缺乏证据的结论。在“慈禧究竟出生在何地”都无法确认的历史体系中，更无法给歌伎杨翠喜一个精确介绍。陈炯明不治私产，似乎他应该是主张“天下为公”的孙中山最好的朋友，但实际上成了孙最仇恨之人。历史一直专注于革命者之间的政见不同，有意忽略其私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叶名琛作战不力被俘，当时地方军队的表现，比1938年广州面对日本军队时的表现要好得多，但有关学者目前已在关注一个特别话题：当时广州守将是否通日。然而，这对本书而言早就越界了。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评说，在缺乏细节资料或文字记载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实属艰难。诸如卫汝贵、叶志超、方伯谦等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不同观点的学者都持有各自的“证据”。因此，近代中国历史时不时会被踹入疑问的深渊。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全部作品都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不把历史进程看做精神世界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把它看做一个荒诞的、对理性嘲讽的过程。它不断证明，我们是多么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它同时又证明，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时又是多么无能为力。所以，他在《我的世纪》中开宗明义 “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
辛亥不会每一年都出现。但历史确实像格拉斯等人说过的：我们从历史中唯一能学到的，就是什么也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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