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过失论
该说认为，即使对结果有预见可能性，但如果履行了结果回避义务，就不成立过失犯。于是，注意义务的中心，就由结果预见义务移向结果回避义务；而且，将结果回避义务作为客观的行为基准而设定成客观的注意义务，使之成为违法要素。该说认为，过失的核心在于不符合一定的行为基准，所以，其背后是规范违反说与行为无价值论。该说的发展基础是被允许的危险的理论。该说重视对社会有用的行为，限定处罚过失的范围，这种限定是通过缓和结果回避义务来实现的。但是，该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1）没有与具体的预见可能性相联系，容易转化为后述的超新过失论；（2）脱离结果的预见可能性的“行为基准”必定是不明确和恣意的，为了避免这点，便援引行政法规上的义务，反而扩大了过失犯的处罚范围；（3）使过失犯的违法性的重点从结果无价值移向行为无价值，于是过失犯中法益侵害的含义就会变得模糊不清；（4）没有注意保护人的生命、身体，特别是在公害犯罪的情况下，容易给公害企业找到逃避责任的理由。
3.超新过失论
该说认为，所谓预见可能性，并不需要具体的预见，仅有模糊的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该说过于扩大过失处罚的范围，容易违反责任主义，导致结果责任。而且，危惧感、不安感的概念极为含糊，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危险意识才是有危惧感，难以正确认定。
表面上看，这三种学说的争议焦点在于过失的体系定位、注意义务的中心、预见可能性的程度等方面，在其背后却存在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的确，过失处罚的范围是随着社会状况、规范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过失构造论或过失犯论的变迁，反映了刑法对社会生活干预方式和程度的不断调整。“旧过失论”产生于经济水平不太高的时代，主要限于在传统刑法领域内被适用。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在客观上推动了过失犯论的自我调整，使之在被用于医事刑法、交通刑法等领域时，不能因为过度处罚而明显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这样，“新过失论”在承认人们对一定的社会危险行为负有容忍义务的同时，也肯定了医疗进步、高速交通发展等社会有用行为的正当性。换言之，国民对这些行为能够进行更为理性的权衡的意识变化，导致了危险判断的功利化和实质化。这种规范意识的改变也对后来的“新新过失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
展开
